正文
一、连续性：从“寓作于述”发展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哲学本体论视域下，文明连续性是涉及文明存在的历史性和统一性的命题。关于中华文明存在本质的讨论包括两种显著差异的立场，即返本溯源论与过程存在论。前者主张文明具有某种先在的永恒价值，文明的连续性体现为在历史演进中维持核心本体的同一；后者则认为文明是动态生成的过程，其连续性并非依赖固定不变的本质或结构，而是通过不断的事件流变、关系重构和创造性转化来实现。
（一）返本溯源论逻辑中的中华古代文明连续性集中体现为“寓作于述”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 中华文明停滞论 ”学者把中国视为一个与个人意志对峙的凝固实体，其中缺乏主体性原则，没有内部的对立统一，因而陷入停滞状态。① 约瑟夫 • 列文森作为“中华文明断裂论 ”的代表学者，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并不否定传统中国社会始终存在支撑国家连续的功能性文化，但认为中华文明在近代遭遇了精神层面的连续性危机，突出表现为文化认同和价值体系的自我延续问题。② 上述观点受限于实体论的哲学本体论窠臼，忽视了中华文明内部变革的动力和韧性。事实上，若深入中华文明演进的内在脉络，则可发现其精神层面具有深层次的一贯性。 自周代通过制礼作乐构建社会秩序始，经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等以仁学诠释周礼，至秦汉托古改制变革周礼，乃至历代持续不断的经典注疏、礼法因革，其形式虽不断演变，但都始终遵循着周代确立的宇宙观、宗法制度、伦理规范，延续着礼乐政刑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这一传统主张尊崇先王之道、圣贤经典与历史经验，强调古人智慧可为后世提供行为准则，倡导恢复礼制、重建符合礼乐制度典范的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从而形成了以天下归仁为基本线索的连续性文明历程。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中国描述为“永无变动的单一 ”③ , 但其论断根植于线性历史观，未能把握中华文明“变 ”与“常 ”的辩证关系。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非表现为静态的凝固，而是体现为“仁”“义 ”等核心价值的持久传承，但其中的价值载体与实践形式始终在变革。
儒家认为历史是螺旋式回归的进程，在道德理想上是“复古”，但在实践路径上是“渐进损益”，
形成“道常 ”和“法变 ”的统一。尽管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① , 始终是以尧舜禹、文王周公等圣王时代的社会秩序与道德典范等“先王之道 ”为价值原型，以“仁”“义 ”为价值根基，把后世文明建立在回溯价值本源这一基础之上，但孔子在整理古籍时绝非机械抄录，而是删《诗》 《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通过选择、编排、注释赋予旧典新义。这说明“述而不作 ”并非机械模仿过去，在本质上是“寓作于述”。其在形式上，采取传承、阐释的谦逊姿态，以此获得文化合法性；但在实质上，通过创造性的选编、阐释和体系化工作，将新的思想、价值和体系注入对传统的传述之中，从而在尊重传统的形式下，完成深刻的思想革命和文化创新。正如《礼记 • 礼器》指出“礼，时为大 ”② , 强调礼义精神需社会化重构，礼制需顺应时代变化。“寓作于述 ”是以“先王之道 ”为镜鉴，借古讽今，要求通过回溯本源来激活创新，实际上是一种返本开新。
（二）过程存在论逻辑中的中华文明现代形态连续性集中体现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在过程存在论视域下得以重新诠释，文明连续性在辩证发展观视域中得到重新阐释。文明诞生和发展的土壤并非在“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而是在“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 ”之中。③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现实的人 ”作为理解文明进程的起点，不再向外部世界寻求永恒不变的真理，而是凭借“ 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这一“人的类特性”，④ 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提升到能动的实践层面，在立足物质资料生产实践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了文明这一事实。文明史就是人类本质力量通过对象化活动实现自我超越的历史运动，是活劳动不断转化为物化劳动的历史进程。这一动态运动过程表明，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连续性，不在于它是永恒不变的实体，而在于它是活劳动与物化劳动辩证运动的关系性产物。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能动性实践不仅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而且使中华文明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获得生机活力。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 ”⑤ ,“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 ”⑥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古代文明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了文明基因的重组机制，其重要表现就是剥离了传统礼制中的封建糟粕，保留了其社会规范功能。道德伦理之“仁 ”转化为“人民至上 ”的社会实践，君臣之“义 ”转化为爱国主义精神，等级规范的“礼 ”转化为公民道德，道德是非之“智 ”转化为知识探索，人格诚信之“信 ”转化为制度信用。这种对于中华古代文明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断裂，又克服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停滞风险，积极促进“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① 等中华传统价值观念在现代化进程中得到连续发展。具体而言，“天下为公 ”的政治理想转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方案，“民为邦本 ”的治国智慧升华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设计，“为政以德 ”的执政理念具象化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革故鼎新 ”的进取精神具体化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任人唯贤 ”的选才之道在干部队伍建设中焕发生机，“天人合一 ”的生态理念指引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自强不息 ”的奋斗基因熔铸起历史主动精神，“厚德载物 ”的包容胸襟构筑起新时代公民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讲信修睦 ”的交往理念落实为“一带一路 ”的国际合作实践，“亲仁善邻”的外交传统迭代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种古今交汇的文明重构，既赓续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文化基因，又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范式跃升。
二、创新性：从“依靠自然力驱动”发展为“依靠制度驱动”
创新不仅是人类将新知识、新技术转化为经济价值与社会福祉的动态系统，而且是一个需要哲学审视的问题。在认识论维度，创新被认为是知识生产范式、认知框架的变革，这构成了对于创新的一般性认识。同时，对于创新的理解离不开本体论的维度。在本体论方面，创新本质上是一种革命性实践。它不仅改变具体事物的形态，更通过开拓可能性进而重构存在的根基。创新的驱动力并非单纯源于实用需求或技术积累，而是根植于认识主体的根本处境，进而出现自然主导论和人类主体论两种分野。前者是指人在被动的、受制约的生存状况下，创新依赖于自然力驱动；后者是指人在能动的、 自主的生存状况下，创新依赖于良好的制度运行。
（一）自然主导论逻辑中的中华古代文明创新性集中体现为“依靠自然力驱动”
以马克斯 • 韦伯为代表的一些西方思想家认为，古代中国缺乏对自然规律的系统性探索，只重视知识的实用性，从而否定了中华古代文明的创新性。事实上，中华古代文明注重把握和适应自然规律，其创新性突出体现为依靠自然力驱动，并且将对自然的认识上升到哲学层面，将自然哲学视为文化的重要内核。在“天人合一 ”的宇宙观视域下， 自然并非被征服的客体，而是“生生之德 ”的创生主体。在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道家、黄老学派、阴阳五行学派及受其影响的医家、天文历法学家等均以“道”“气”“阴阳 ”为核心概念，将自然视为自组织、自演化的整体。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② 的思想中，“道 ”既是自然规律，也是创生动力。人类创新是对自然能量系统的遵从、模仿和回应，需观象制器，法道而行。如《考工记》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③ 的创新原则，主张工匠需把握四时物性变化，法天
象地进行工艺设计，体现出对自然规律的系统把握。中国古代以自然力驱动型创新为特征的文明类型，本质上是以“天人同构 ”的本体论为根基，将天、地、人视为有机的整体，促使人们在创新过程中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善于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体系中， 自然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外在环境，更是与人类内在生命和精神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同一性存在。创新，就是向自然借智慧，把天地运行的节律变成人类造物、治世的方法。从制器到治世，皆是对自然之道的创造性回应。
（二）人民主体论逻辑中的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创新性集中体现为“依靠制度驱动”
启蒙运动以降，人类在自然界面前获得了认识主体和改造主体的地位。那么，人是怎么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社会存在和先验理性主义视域下的个体存在是两种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在社会关系中生存发展，也需要通过社会关系变革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古代文明观中“天人一也”“道法自然 ”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神秘主义的自然观发展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① 的科学世界观。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人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思想的双重滋养下，中国展开了依靠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探索，突破了西方物质至上主义现代化模式，确立了“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 ”② 的基本现代化理念，构建了“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③ 的新型现代化范式，历史性肯定了推进现代化的主体性力量。这种主体性不是“民为邦本 ”式的价值主体，而是“以人民为中心 ”④ 的创造主体、权力主体、利益主体、评价主体和监督主体。相应地，中华文明的现代进程也是主体自我实现的历史进程，并且通过制度设计不断释放人民的创造性潜能，通过制度性实践将人民主体性转化为文明演进的本体论动力，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创新范式。
在中华文明的现代进程中，创新的范式实现了根本转变，从依靠自然力创新发展为依靠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就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⑤ , 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守正创新 ”作为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特征赋予了制度驱动型内涵。
其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新型举国体制的系统优势为各领域创新提供战略支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⑥ 马克思的论断揭示了生产方式的根本地位，但绝不意味着创新仅限于物质生产领域。新型举国体制正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积极回应—— 它不仅将资源投向芯片、航天、生物安全等科技关键环节，也聚焦文化传承、社会治理、生态保护等文明根基领域。在精神文化层面，新型举国体制推动“ 国家文
化数字化战略”“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等重大文化工程，通过跨部门协同将分散的文博资源、学术力量与技术平台系统整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社会治理层面，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智慧城市”“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等创新实践，打破部门壁垒，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生态文明建设层面，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分解落实、国家公园体制的建立、长江十年禁渔的系统推进，无一不是运用新型举国体制的系统思维。新型举国体制将中华文明现代形态视为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诸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通过系统推动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交叉融合，形成多层级、多维度的开放 协同创新生态。
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为多个领域的创新实践注入 制度弹性。“有为政府 ”与“有效市场 ”的协同，其哲学本质绝非西方经济学语境中“干预与放任 ”的钟摆式取舍，而是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在制度文明层面的深层展开——它揭示了一个根本范式转换：政府与市场不再是争夺资源配置权的零和对手，而是在功能分化基础上实现纵向耦合，将市场在 微观层面的效率发现功能与政府在宏观层面的价值锚定功能整合为统一的制度合力。这一逻辑从产业领域向文化生产、社会服务、绿色转型等非纯经济领域的拓展，绝非简单的政策移植，而是 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成了从经济调节工具向文明基础架构的跃升。在文化领域，有为 政府通过国家艺术基金、古籍保护计划、数字版权交易制度等，将“文化多样性 ”这一非交易性 价值转化为可激励、可度量、可产权化的制度参数，使市场机制从媚俗竞争的泥潭中被解放出来，转而成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扩散引擎；在社会服务领域，有为政府以购买服务清单、社 会企业认证、公益创投引导为制度接口，将养老助残、社区治理等民生痛点转化为具有清晰回报 预期的市场资源，使有效市场不再仅是利润最大化的竞技场，更成为社会向善意愿与专业服务能 力的规模化聚合平台；在绿色转型领域，政府以碳排放权交易、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绿色电力证 书为制度杠杆，将生态环境从市场失灵的外部性死结转化为可定价、可交易、可融资的新型生产 要素，使有效市场的逐利本能被反向驯化为低碳技术迭代的内生动力。这一系列制度实践的共同 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多元价值目标与有限资源配置之间，创造出一种非纯粹市场亦非行政指 令的“第三路径 ”—— 它既不退化为将一切公共价值均交由市场裁决的新自由主义迷思，亦不退 回以行政计划替代社会自发秩序的传统管控模式，而是以制度设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编码为市 场能够识别、消化并增益的信号。由此，“有为政府 ”与“有效市场 ”在协同的实践中证明，可 以通过制度的创造性设计，在尊重市场效率的前提下，将文明的终极关怀内嵌于经济运行的日常 逻辑之中。这正是“守正创新 ”在制度文明层面最深刻的理论意涵。
三、统一性：从“天理根据”发展为“人民中心”
关于“统一 ”的哲学探讨贯穿整个思想史，实体还原论、唯物辩证法等维度的理论阐释流派影响深远。其中，实体还原论的统一观，在西方思想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它认为，宇宙存在着由低到高的层级结构，每一层现象均可还原为高一层机制。除了层级结构假设之外，实体还原
论的统一观还具有基础主义的倾向，构建以某一概念为原点的世界秩序，主张单向度因果解释范式，认定某一基础层级是终极根源，其他层级皆为其衍生物。与之相较，唯物辩证法的统一观则揭示：真正的统一不是以某种“一 ”消灭“多”，而是在矛盾运动过程中不断生成新的有机体；矛盾双方既保持独立性，又以彼此的存在为前提，构成不可分割的系统性存在，彼此的斗争是推动矛盾统一体发展的动力。
（一）实体还原论逻辑中的中华古代文明统一性集中体现为“天理根据”
关于中华文明是否具有统一性的问题，国际学术界存在一些争论。美国汉学家施坚雅基于宏观区域理论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认为中国存在九个相互独立的分别具有自足经济、多元社会文化的宏观区域，从而对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提出质疑。① 这种观点充分看到了中国广阔地理空间中存在的文化差异特征，但忽视了中华大地上不同文化传统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一体性格局。中华文明具有多元一体的格局，其多元性体现在语言、风俗、艺术等方面，而一体性则表现为对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对国家统一的高度维护。比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大量早期先民遗址的考古发现，良渚、陶寺、殷墟、三星堆等分处于不同区域的遗址都出现了图案相似的玉璧、玉琮，红山、凌家滩、二里头等遗址都出现了龙形器物，证实史前先民拥有共同的信仰。在精神层面，重视统一的思想自先秦时期以来已经传播开来。比如，先秦两汉儒家把“天 ”视为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将人际伦理与天道对应；道家以“道 ”为万物本源，认为“道 ”生万物；理学以“理 ”为世界本源，以“理一分殊 ”解释万物统一于“天理”。这类以“天”“道”“理 ”为世界本源、以万物为其派生物的统一性思想，将万物集中于一，属于实体还原论的逻辑，尽管肯定了现象世界的多样性，却否定了现象世界的独立性。
从周王朝的“天命 ”到宋明理学的“天理”，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被归结为上天意志在人世 间的体现。周人所言“天命 ”是有意志、有选择的宇宙裁决力。人类社会必须接受“天 ”的审查，依照“敬天保民”“明德慎罚 ”规则进行秩序建构，而大一统则是天命所归的道德见证。分裂意 味着“失德”，统一则表征“得天下有道”。至宋明理学，“天命 ”完成了向“天理 ”的哲学化转型。理学家以“理 ”代“命”，使外在于人的“天 ”内化为宇宙的本然秩序和人心的本质结构，成为 宇宙节律和人伦准则的统一体。既然“天理 ”追求万物一体，那么人间的政治秩序也应模仿这种 宇宙秩序，分裂、割据的状态被认为是违背“天理 ”的混乱状态，统一、集中的国家则是实现“天理 ”的必然要求，是宇宙秩序在人间政治领域的投影。“天理 ”是政治上“大一统 ”的理论根基，而“大 一统 ”则是“天理 ”在政治上的实践形态，二者共同构成帝制中国超稳定结构的核心密码。
在政治层面，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逐渐形成了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 ”传统。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逐渐形成以炎黄华夏为核心、“五方之民 ”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夏商周时期通过“家天下”、分封制等举措有效维护了政权统一。秦始皇废分封、行郡县，书同文、车同轨，构建“ 中央—郡—县 ”垂直管理体系。汉武帝时期，通过实施“推恩令 ”逐步瓦解诸侯
王国势力，将中央集权推向制度纵深，同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以儒学整合文化认同。这两大举措互为表里，共同奠定了“大一统 ”政治的基本范式。即使在南北朝等政权分裂、民族纷争的时期，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政权依然推行汉化改革，共享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大一统 ”思想还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构建起一套严密的社会等级制度。皇帝作为天下“大宗”，诸侯藩王为“小宗”，这一宗法伦理与政治秩序层层嵌套的结构，将血缘亲疏与政治尊卑熔铸为一体。自天子以至庶人，社会各阶层在“亲亲尊尊 ”的礼治体系中被整合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亲亲 ”以血缘情感涵养等差之爱，“尊尊 ”以位序差等固化政治服从，二者互为表里，使家族伦理外推为国家秩序，将“天下一家 ”的大一统观念直观地镌刻于制度肌理与集体记忆之中。
在中国主流历史叙事中，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 ”被理解为历史长河中的暂时曲折，而“合 ”始终被视为文明演进的根本方向与价值归宿。这种深植于文明基因的统一取向，历经王朝更迭而绵延不绝，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与民族认同中获得全新形态。“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拥有 13 亿多人口而又精神上文化上高度团结统一的国家，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① 这一论断，正是“大一统 ”传统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历史回响和制度实证。
（二）唯物辩证法视域中的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统一性集中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古代文明的统一性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得到继承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既保留对统一性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又赋予统一性新的时代内涵，实现了从统一于“奉天承运 ”的皇权向统一于人民的历史飞跃。通过灵活运用矛盾对立统一规律，中国共产党在差异中把握统一趋向，将现代中国视为动态化协调发展的共同体，而非西方现代国家模式。超越选贤与能的科举制、因俗而治的区域治理策略、乡约自治的基层治理模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得以形成，真实、广泛、持久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使各界民主人士广泛参与国家治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国家统一与民族自治相结合为原则构建起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网络，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激活了地方治理的积极性；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通过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 自我监督使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使得“枫桥经验”“村民说事 ”等基层治理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上述制度协同作用，构成了执政党和参政党、中央和地方、整体和区域等有机统一的制度体系协同效应，最广泛地保证了人民的政治权利。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始终谨记“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 ”② , 致力于克服人类文明史上“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 ”③ 的悖反现象。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破解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即促使劳动创造主体和劳动产品享有主体统一于人民，使劳动创造和劳动产品享有统一于人民的生产生活。在不断提升劳动者历
史主体地位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 ”① , 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方面，分别“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② 。具体来说，“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③ , 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④ ,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完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机制，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⑤ , 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让人民群众在美丽家园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⑥ ,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五大文明 ”建设各有侧重，但都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人民至上的发展主旨。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差异中把握统一，构建各领域协调发展的共同体，“以人民为中心 ”正是这一共同体的灵魂，像一条主线将“五大文明 ”联成有机整体，确保发展不是为了某个单一目标，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福祉。
四、包容性：从“文化涵化”发展为“文明交流互鉴”
现代意义上的“文明 ”一词最初是以单数形式出现，意为和“野蛮 ”相对的社会进步状态，体现了欧洲对于自身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自信。19 世纪上半叶，弗朗索瓦 • 基佐、亨利 • 巴克尔等学者提出不同文明并行发展的观点，使用了复数形式的文明概念。20 世纪上半叶，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阿诺德 • 汤因比、费尔南 • 布罗代尔等提出多种类型文明的阐释模式，巩固了在复数形式上研究文明的主流理论范式。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学者陈独秀、张君劢、钱穆等系统分析了中西方文明的特质，主张多元文明论。如今，中西方思想界均已在复数意义上使用和研究“文明”，但在本体论上存在着主体间不平等关系决定的“文明差序论 ”和主体间平等关系决定的“文明平等论 ”之理论分歧。
（一）文明差序论逻辑中的中华古代文明包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涵化”
以塞缪尔 •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逻辑中，把非西方文明视为西方文明这一所谓主体改造的客体，从而将中华文明预设为必然与西方对立的封闭体系，这一观点代表了西方学界对于中华古代文明的误读。事实上，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
容性。比如，儒、道、佛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历史互动中形成了互补格局，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髓，“以儒治世、以道养身、以佛修心”“三教归心”“三教合一 ”便是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总体而言，在古代中国，文明包容性是以文明差序论为基础逻辑。反映在思想格局上，便是始终以儒学为主干和指导。
差序、包容还体现在：《春秋》《礼记》等儒家经典强调“夷夏之防”，认为中原华夏因遵循礼乐制度、伦理纲常而代表文明，周边夷狄民族因无礼义而为野蛮，这一观念蕴含了以中原为文明中心、以礼乐为价值尺度的文化本位立场。然而，《礼记 • 王制》中“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① 的经典表述恰恰为这种文化中心论设置了一道前提，即“性 ”是风土习俗的积久塑形，非强力所能改变。以此为逻辑起点，形成了以礼乐感召而非暴力更俗的文化涵化独特品格。这里“涵化 ”是指中华古代文明以礼乐感召和道德教化为核心，非强制性地吸收、融合其他文化元素的过程，这一过程强调文化认同与动态平衡，旨在维护稳定的天下秩序。在政治制度和对外交往实践中，以“礼 ”为标准的文明秩序外化为等级化的天下秩序，构建了以“天子 ”为天下共主的朝贡体系，将“ 中华 ”置于文明顶端，依据接受儒家文化的程度，通过册封制度将藩属国划分为“熟番 ”与“生番”。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蕴含“文化涵化 ”的包容观不排斥其他文明，而是在坚持中原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通过儒家伦理的感召力使周边民族或藩属国自愿接受中华文化，同时秉持择善而从的谦逊态度，在华夷之辨的文化差序结构中吸收和融合多元文化、宗教、民族习俗，形成“和而不同 ”包容共存的独特气质。中华古代文明涵化论和西方文明等级论显著不同：从价值旨归来看，中华古代文明涵化论旨在维持各文明共享的稳定天下秩序，这不同于西方唯我独尊的霸权主义世界秩序观；从融合其他文明的方式来看，中华古代文明等级论以文化认同和道德实践为核心，通过德化实现大同，这不同于西方残忍的殖民扩张、武力征服；而且中华古代文明观并非否认其他文明的独立性，而是在天下秩序的框架内，通过儒家伦理为“体 ”和异质文化为“用 ”的统一、政治服从中原为“名 ”和其他文化自主实践为“实 ”的统一，来实现动态平衡，从而提供了一种非强制性的文明包容共存方案。
（二）文明平等论逻辑中的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包容性集中体现为“文明交流互鉴”
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出发，深刻揭示了“某一地域创造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 ”② , 把交往交流视为文明存续的基础。中华文明在现代发展中超越古代文明观的文化差序结构，既坚持文化主体性，又尊重文化多样性，尊重不同文明的主体价值，形成了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格局。
一方面，倡导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越
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①
另一方面，尊重世界不同文明的平等地位，倡导彼此交流互鉴。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② , 明确将复数形式的文明观纳入国际政治话语体系。这一倡议迅速成为国际共识，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每年 6 月 10 日也被设定为文明对话国际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③ ,强调要以同舟共济的精神、合作共赢的理念、开放包容的胸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建设一个更加平等有序、普惠包容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以阳光有七种颜色为喻主张文明应该璀璨多彩，形象地描述“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 ”④ , 明确指出“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 ”⑤ 。对文明平等地位、多样文明独特价值的肯定，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以生动的实践落实文明平等多样、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理念，“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 ”⑥ 。近年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共同实施“百部典籍互译工程”，与非洲国家联合开展“鲁班工坊 ”职业教育合作，在坚持文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文明交流。这种和而不同、共同发展的文明观，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⑦ 的东方智慧打破文化差序格局，为破解“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 ”提供了中国方案，推动人类文明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稳步前行。
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结合 ”推进文化创新，实现了从“车同轨、书同文 ”文化涵化传统到追求和谐共生的文明进阶，构建了更具开放性的多元一体的包容性文明新形态；超越了差序结构的文明交往观，形成了“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⑧ 的规律性认识和以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为内涵的文明交流互鉴观。中国共产党准确认识到，文明交往不是所谓一元正统文明主体对于非正统文明客体的改造关系，而应是伴随劳动分工合作扩大进一步深入展开的平等互动关系，是伴随劳动精细化复杂化展开的交流互鉴关系。⑨ 中国“将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更有效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⑩ , 以实际行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加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重组，促进国际分工体系的变革，破解霸权主义的单边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增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传统—现代”“东方—西方 ”的二元对立，既倡导共同价值，又尊重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差异化理解，构建多层次文明对话网络，“推动不同文
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 ”① , 在实践中证明现代化不必以文化同质化、涵化为代价。
五、和平性：从“道德教化”发展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和平均被视为社会存续与人类尊严的必要条件。从“ 以战止战 ”到“ 以和促和”，这些实现和平的思路交织于强制与自愿、对抗与合作的张力之中，构成各类和 平理论的基本谱系。道德教化，亦或制度建构，则成为实现和平的两种主要现实路径。就前者而言，无论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还是儒家仁学和平观，都强调通过德性修养消除冲突基因，实现社会和平；就后者而论，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维度对促进和平进行了系统性思考，构建以彼此 平等、共同发展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制度。
（一）仁本伦理逻辑中的中华古代文明和平性集中体现为“道德教化”
一些西方社会思潮忽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事实，主观构建了一个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并在利益驱动下炮制所谓“ 中国威胁论”，试图遏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实上，中华文明以和为贵，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协和万邦的天下秩序观、止戈为武的战争伦理、和而不同的共处智慧。比如，儒家主张“仁者爱人”，将“爱人 ”确立为超越族群、地域的普世价值，这种“爱 ”并非抽象情感，而是推己及人的恕道。孔子主张“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② , 旨在通过礼教约束欲望，通过道德内化将个体行为纳入和而不同的秩序，从而实现“无讼 ”的和平状态。这不仅塑造了以和为贵的国家伦理，而且提供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实践路径。概言之，古代中国以儒家“ 内圣外王 ”为核心框架，构建了一套从个体道德修养至天下秩序的立体化文明逻辑。它以非暴力、重道义、尚包容的道德修养为根基，主张“以德服人者王”，并以此为文明的标志，进行由内而外的道德实践，将个人、家庭层面的内在和谐推及国家、天下层面的外在和平。
（二）制度建构论逻辑中的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和平性集中体现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马克思主义认为，和平并非源于道德说教，而是依赖于对资本主义矛盾的结构性改造。尽管生产社会化要求生产关系与之协调，但生产资料私有制致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日趋尖锐， “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周期性混乱 ”③ , 使资本主义作为剥夺的历史“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 ”④ 。资本主义制度自身蕴含的对抗性，导致社会冲突、动荡难以避免，严重威胁世界和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对“道德教化 ”的文明传统进行
继承与发展，将中华文明“以德服人”“协和万邦 ”的伦理智慧转化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实践方案。这一过程既突破西方霸权主义的扩张逻辑，又超越传统道德教化的操作局限，形成了兼具道义感召力与现实操作性的新型全球治理范式。中国共产党基于万物辩证统一的世界观，用联系的眼光看待国与国的关系，要求在共存共生的关系维度中看待国家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对传统的“和合文化 ”进行创造性转化，通过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了一条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中国不追求独善其身的现代化，愿同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共同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① 中国共产党扬弃了“家— 国—天下 ”一体的整体观，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文明整体性根基，继承发展了“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② 的价值追求，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广泛凝聚共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多边共治的方向变革。中国共产党在赓续“天下一家 ”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治理方案，既避免了西方现代化国强必霸的老路，也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周边先行的试验场。中国共产党用共同安全观替代绝对安全观，将发展权从少数国家垄断变为人类共享，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重塑全球治理体系，为人类破解“现代化 = 战争 ”的历史魔咒提供了实践方案。
中国共产党坚持文化主体性和文明交流互鉴辩证统一。和平不仅是人类文明的价值追求，而 且是蕴含历史规律的真理性认识。不同于“文明冲突论 ”把文明之间的差异绝对化、对立化，马 克思主义矛盾对立统一规律为探讨文明差异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哲学分析框架。矛盾对立统一性规律启示，文明差异既可能引发冲突，也可能推动互补与融合，关键在于矛盾双方如何相互作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 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③ 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文明视为世界文明大家庭的一员，主张和其他文明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全球文 明倡议将“尊重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加强文明冲突应对 ”作为四大原则，通过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设立“文明对话分论坛”，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成立“世界文明研究中心”，构建以对话替代对抗、以和平替代冲突的国际文明治理制度。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世界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增多的情况下，“中国期待同各国携手创 造有利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推动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 的世界各国现代化，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④ , 始终坚持做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
中国共产党将“以和为贵 ”的古代文明观转化为国际法框架下的机制建设，突破了农耕文明的地理局限，构建了涵盖“太空—深海— 网络 ”新疆域的和平规则。中国共产党超越古代工事防御体系、和亲权宜政策，构建了空间安全国际规则、多边安全机制、经济伙伴关系等现代制度体
系。中国共产党超越古代丝绸之路，构建了涵盖 150 多个国家的海陆空网四位一体的跨国互联网络，构建了产业链深度嵌套的相关国家利益共享模式，构建了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构建了文化价值共创机制，形成了“一带一路 ”文明对话的创新实践。“一带一路 ”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已经写入联合国文件，成为中国为人类和平和文明持续进步提供的制度性贡献。
六、结语
当今世界各国面对地缘政治冲突不断，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生态安全风险加大，各种挑战交织叠加，人类文明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一关键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使具有 5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① , 为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路径，展现出独特的价值与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与现代化建设深度融合，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现代化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② 在连续性方面，“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理念让中华文明在传承中发展。从“天下为公 ”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民为邦本 ”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种连续性并非简单的延续，而是“文明更新的结果 ”③ ,使古老文明智慧成为解决当代问题的思想源泉，为人类文明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在创新性方面，依靠制度驱动创新，打破传统创新模式对自然力的依赖，通过新型举国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为应对科技竞争、产业变革等挑战提供了强大动能，彰显出制度创新推动文明进步的中国智慧。在统一性方面，从“天理根据 ”到“人民中心 ”的转变，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文明 ”协调发展、动态统一的有机整体，切实保障了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福祉。在包容性方面，尊重文化、文明多样性，“文明交流互鉴 ”超越“文化涵化”，打破文明冲突的桎梏，促进不同文明平等对话与合作，为化解因文化差异引发的矛盾冲突指明了方向。在和平性方面，从“道德教化 ”走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通过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摒弃“ 国强必霸 ”的老路，为维护世界和平、缩小贫富差距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现代发展，不仅赋予中华文明时代内涵，更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留下深刻印记。这种独立自主的文明实践，证明“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 ”④ , 证明人类现代文明道路并非只有西方模式这一种选择，每个国家和民族都能够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现实国情探索出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现代文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文明注入了强大信心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