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如何精准表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 ”①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笔者在考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进程时，曾将研究聚焦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旨在从中探寻中国政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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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得以实现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平稳转型，从政党制度维度审视，一条重要的经验在于构建起一套既根植于中国具体国情又涵纳现代民主政治内核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这一制度呈现出两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方面，它成为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有效机制——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各民主党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持续发展，成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另一方面，在社会日趋分化的过程中，它凭借人民政协这一组织形式与制度优势，广泛吸纳各党派及多元社会力量，通过人民政协实现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与民主监督，形成既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又保持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

1989 年，这一政党制度被命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2018 年被称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2021 年 6 月 25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既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①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形成于协商筹建新中国的伟大实践，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完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其中重要节点有三个：一是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由此确立；二是 1989

年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名称和具体要求，推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走上了制度化轨道；三是 1993 年 3 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以宪法的形式明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从而为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法律根基。

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称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了这一制度在政党制度形态上的创新性——它既不同于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也区别于苏联的一党制，是根植于中国土壤、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创造。当然，“新型 ”这一表述充分体现了历史方位和比较意义上的特征描述，尚未从政党制度类型学的角度对其作出系统分类，也没有揭示这一制度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理。因此，有必要从学理层面进一步探讨：如何深入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内涵？在世界政党制度谱系中，这一制度应当归属于何种类型？

二、非对称性政党制度的概念及其特点分析

“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决定的。世界政党制度具有多样性，

没有也不可能有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政党制度。”① 然而，为便于学术研究和比较分析，学界通常根据政党制度的内在特征和运行机制，尝试对其进行类型学划分。

在政党制度研究的传统范式下，基于西方国家政党制度发展的历史，形成了一党制、两党 制、多党制三种主要类型的划分框架。但在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时，我们发现这一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制度逻辑、运行机制和功能定位均难以简单套用传统的分类框架进行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创造，其制度创新性已得到广泛认同。当 前学界围绕这一制度的内涵特征仍在进行深入探讨，存在“非竞争性政党制度”“非轮替政党制度 ”等多种理论表述，这反映了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阐释的持续深化。但从组织形态和政党功能 来看，现有理论表述仍未能充分概括这一制度的丰富内涵。为此，笔者在系统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政党制度的组织形态与功能定位的分析框架，提炼出构成这一制度的五个核心要素，即领导、多党、合作、协商、共存。这五个要素又可进一步整合为多元、差异、共荣三个核心元素，从而 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内核。②

从不同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功能来看，各国的政党制度可以分为对称性政党制度和非对称性政党制度两大类。所谓对称性政党制度，是指一国内不同政党力量相当、轮流执政，不同政党的作用和地位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对称性。所谓非对称性政党制度，是指一国内不同政党并非力量相当，也不是轮流执政，而是各安其位、相互配合、通力合作，不同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非对称性状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从组成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不同政党的功能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可以称为非对称性政党制度。而这种非对称性具体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上。③

为使非对称性政党制度这一理论概括更易被理解与把握，我们基于现代社会利益分化与政党多样性这一获得广泛认同的发展趋势，在提出该概念的同时，还系统剖析非对称性政党制度的核心特征。也就是说，非对称性结构不仅是描述性的类型划分，更包含着特定的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④

第一，非对称性政党制度反映了社会利益诉求多样性的要求。政党是社会利益诉求的代表载体，而社会利益诉求从来都不会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社会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必然催生不同的政党，而不同政党代表的不同社会利益诉求必然形成政党制度的非对称性。

第二，非对称性政党制度反映了政党多样性的要求。社会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必然带来政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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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不同政党的存在就是社会利益诉求多样性的产物。政党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将不同的社会利益诉求整合起来，形成规范的意见表达，进而影响政府决策。而政党的多样性客观地要求政党制度的非对称性，只有非对称性的政党制度才能容纳不同政党的多样性的要求。

第三，非对称性政党制度反映了政治力量不平衡性的要求。社会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必然导致政治力量的不平衡。政党既是不同利益的代表者，也是不同政治力量的代表者，政治力量的不平衡必然带来政党力量的不平衡。 自政党产生以来，政党力量始终处于不平衡状态，不平衡的政治力量必然形成非对称性的政党制度。

第四，非对称性政党制度反映了不同政党政治主张差异性的要求。政党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团体，就在于其拥有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而政党的政治主张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整齐划一的。如果政党的主张都是一致的，那么，根本就不需要政党存在。因此，政党存在的理由就在于，它能够反映不同社会阶层差异性的政治主张和要求。

第五，非对称性政党制度包含着不同政党合法性的要求。毫无疑问，在非对称性政党制度中，不同政党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不同政党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是否对等（其实，不同政党的实际地位和作用从来都不可能是对等的），而在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是否具有合法性。只要不同政党的存在具有合法性，不管其地位和作用如何，它们都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六，非对称性政党制度体现出不同政党合作性、宽容性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政党之间必然存在差异，政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是难免的。然而，非对称性政党制度的价值就在于，它具有很强的伸缩性和包容性，能够创造一种体制和机制，使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政党在全局利益如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等基础上实现相互合作和相互宽容。

总之，非对称性是现代政党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向，非对称性政党制度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现代社会日益多样化的要求，是践行现代民主政治最适宜的政党制度形式，从而可以视为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种新表述。

三、非对称性政党制度表述是否具有普遍性

2009 年“非对称性政党制度 ”概念提出后，立即得到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回应。《新华文摘》 2010 年第 2 期以“非对称性政党制度的特点 ”为题摘编了笔者的文章观点，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随后，有学者撰文认为，对政党制度进行对称性与非对称性分类，是我国政党制度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动向，它“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政党制度的极好视角 ”① 。同时，该文也指出，仅仅停留在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考察世界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对称性与非对称性是政党制度中的两种因素或两种属性，而并非只有非对称性才是世界政党制度的普遍现象。世界上任何政党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其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共性，而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则

要包容这些政党要素，整合、协调这些政党要素之间的关系，发挥整体的功能和优势。一个国家的多个政党不可能完全平衡，其发展过程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特点。它们在争夺国家政权的过程中总是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不可能出现完全的对称性。但是，它们又在不断地追求对称性，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刺激了政党之间的竞争，提供了政党制度改进的动力。①

这就是说，学者们肯定了提出“非对称性政党制度 ”概念的意义，但并不认为非对称性政党制度是普遍现象。而笔者则认为，非对称性政党制度是世界政党制度中的普遍现象，之所以用“非对称性 ”来指称，是因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政治力量的分布总是不平衡的。政治力量的不平衡是非对称性政党制度的政治原因，而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和政党的多样性则是非对称性政党制度的直接原因。那么，在世界政党制度史上，非对称性政党制度是不是普遍现象呢？提出“非对称性政党制度 ”概念是否具有普遍性意义呢？

在以往的政党制度研究中，称得上有普遍性意义的是揭示选举制度与政党体系之间关联的“迪韦尔热定律”。该定律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由法国巴黎大学政治学教授莫瑞斯 • 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提出，其核心观点可概括为“多数选举制导向两党制”。20 世纪之前，英国政党制度被视作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两党制的代表。但在 20 世纪初，英国工党的崛起打破了保守党和自由党两党分立的局面。随着工党议席稳步增长，在 1922 年选举中英国工党超越自由党，成为与保守党分庭抗礼的第二政党。20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由此从两党制转向了三党鼎立局面。

然而，迪韦尔热观察到，英国工党的强势崛起使处于弱势的自由党要么选择融入保守党阵营，要么继续独立参选。若继续独立参选，在简单多数制下，随着选票份额的流失， 自由党在选票-议席转化上会很不利。同时，随着议席数量不断减少， 自由党选民会策略性地将选票投给保守党以尽量避免工党拿到更多席位。由此，作为第三政党的自由党逐步退出选举舞台，英国再次回到两党制。迪韦尔热据此提出了选举制度与政党数量之间关系的经典假设：简单多数制有利于两党制；两轮投票制和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多党制。他也坦言，比例代表制与多党制之间的关联不宜夸大，比例代表制与其说能促进新政党的产生，毋宁说更倾向于维持其在确立时期已然存在的政党竞争格局。迪韦尔热指出，第一条假设最接近一条真正的社会学定律。这一假设被后来的学者总结称为“迪韦尔热定律 ”②。

“迪韦尔热定律 ”在一些国家政党制度实践中得到证实，但同时也在另一些国家中存在偏离。一是该定律在解释选举制度与政党体系之间的关系时，过于简化了政治现实的复杂性。实际上，选举制度并不是决定政党体系的唯一因素，其他因素如政府体制、社会分化和文化差异甚至社交媒体等，也对政党体系产生影响。例如，在 2017 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马克龙以一个相对年轻和缺乏政治经验的身份赢得了选举，这一结果显然挑战了迪韦尔热定律的假设，即政治体制决定于选民的结构。二是该定律在预测政党体系的变化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它无法准确预测未来政党体系的变化，现实政治实践中，有些国家在采用单一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后，并未形成两党制。例如，南非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实行这种选举制度后，出现了多个政党共同参与竞选的局面。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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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定律没有观照到政党制度的社会环境以及个体和组织因素的影响，诸如政治环境的变化、选民偏好的改变、政治策略的调整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对政党体系产生影响，而它们在迪韦尔热定律中并未得到充分的考虑。

正因为如此，“迪韦尔热定律 ”提出后不断受到一些政党研究者的质疑。2020 年，美国政治学者迈特 • 格罗斯曼与戴维 • 霍普金斯合作出版的《美国政党政治：非对称 • 极端化 • 不妥协》一书基于实证研究，系统剖析 20 世纪以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组织结构与政治生态中的非对称特征——共和党以保守主义为内核，通过社会运动动员选民；民主党则依赖多元群体联盟推动政策议程。两党在选民基础、媒体策略与立法实践层面差异显著，共和党借助右翼媒体强化意识形态凝聚力，民主党则需协调自由派媒体与学术机构间的复杂关系。这种结构性分歧导致国会立法僵局常态化、政策妥协空间压缩以及党内派系矛盾激化，而政党运作模式的根本差异构成美国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的深层动因。①

该书最大的特色或理论贡献，是试图展示美国政治体系存在的不对称党派关系，并评估其众多的表述和影响。 自 20 世纪以来长期存在的政党非对称现象，虽然有几代学者已经注意到，但 并未引起普遍关注。该书研究政党非对称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唤起人们认清不同政党的不同风格，从而更好地解释政治事务和政治趋势，包括当代政治极化和功能失调。该书作者认为，共和党的基本特征是意识形态主导，民主党的基本特征是利益群体驱动。美国公众在广泛的意识形态问题上持保守主义的立场，而在大多数具体政策问题上则持自由主义的立场，这种矛盾的状态使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可以声称自己代表多数选民。同时，两党的运作并非简单的镜像反映，而是存在着根本的、长期的非对称性，即从政党结构到竞选公职、从白宫决策到国会立法、从媒体影响政治 到智库建言献策，两党各行其道、各得其所。美国政治的极端化也由此产生并不断加强，“极右 ”和“极左 ”的力量都在扩大，但两者的影响力仍不“对称”，共和党“右翼 ”的地位和影响力远在民主党“左翼 ”之上。极端化不仅导致两党之间在重大问题上的妥协越来越难，也在不同程度 上导致两党内部的妥协越来越难，这也许就是当前美国社会“分裂 ”的主要原因所在。从一定意 义上讲，“党派非对称是美国政府与政治许多与众不同之处的根源 ”②。

该书以被称为两党制典型的美国政党政治演变的事实和数据，揭示出美国“党派非对称，并常常被领导层、积极分子、选民所强化，将是美国政治的持久特征”，无疑是对“多数选举制导向两党制 ”的“迪韦尔热定律 ”的全面清算和系统反驳。其目的在于，提醒美国人民不要被表面上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竞争局面所迷惑，而要深层次地看到严重的社会分化和不稳定导致的党派的不对称，以及其对美国政治的深远影响。该书虽然是研究美国政党政治的，但它发现了自 20

世纪以来长期存在着的政党非对称现象，正是政党不对称从而导致当代政治极化和功能失调。从一定意义上讲，发现、提出和研究政党非对称现象，可以深层触及当今西方国家政治极化和功能失调的制度性原因，从而为创造均衡稳定的政治局面提供参考。

四、非对称性政党制度表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非对称性政党制度不仅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得到比较全面的展现，而且在美国等国家政党制度中也有着明显的印迹和发展趋势。使用“非对称性政党制度 ”来表述当今世界政党关系和政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或从某些侧面反映了世界政党政治的共同特征和发展趋势。但中国和美国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因此，政党地位和作用的非对称有着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政治需要。在中国，非对称性政党制度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不同政治地位和作用——前者是领导党，后者是参政党，但它们又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是精诚合作的友党，而不是相互对立的竞争型政党。在美国，政党的非对称比较真切地反映了美国政党政治日益走向极端化和不妥协，从而导致不同政党力量越来越趋向于非对称，甚至正在不断打破过去行之已久的、曾经寄托着许多人普遍希望的两党对峙和轮流执政的稳定局面。《美国政党政治：非对称 • 极端化 • 不妥协》一书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几乎没有理由希望美国政党政治能够恢复到两党力敌、轮流执政的稳定局面，因此，“党派非对称，并常常被两党领导层、积极分子、选民所强化，将是美国政治的持久特征 ”①。

如同任何概念表述都具有局限性一样，非对称性政党制度的理论框架虽然为中国政党制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也打开了人们思考政党制度多样性的思路，但其分析和表述方式仍存在诸多局限性。

第一，存在对权力失衡风险的忽视。如果过分强调非对称性政党制度的协调性优势，如中国多党合作中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分工，而未充分探讨长期非对称性可能导致的结构性权力失衡，那么，非对称性政党制度就会难以回应此类动态演变的风险。例如，参政党在资源分配、议程设置 中的实际影响力差异可能被理论上的“平等参与 ”弱化，因为西方政党政治研究如“迪韦尔热定律 ” （多党制导向两党制）已证明，制度性非对称会固化政党地位，长久的非对称必然导致权力失衡和腐败。

第二，对于社会基础分析过于简化。非对称性政党制度理论将非对称性归因于“社会利益诉求多样性”，但并未深入分析阶层流动性与政党地位固化的关联。美国两党制案例显示，非对称性可能导致选民被“分门别类”，如民主党左倾化、共和党右倾化，从而削弱制度包容性。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和新阶层发展，已经出现过分强调特殊利益而忽视共同利益的偏向，非对称性政党制度理论尚未充分论证如何避免类似极化现象。

第三，体现制度韧性的实证不足。非对称性政党制度理论虽然提出“动态调整 ”特性，其特色也是以包容性体现制度韧性，但缺乏对非对称性制度危机应对机制的具体分析。例如，当参政党与执政党出现重大政策分歧时，现有理论并未提供冲突解决的路径。对比西方政党制度，选举过程往往是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时候，非对称性设计在选举压力下的适应性仍需更多实证支撑。

第四，缺乏比较政治的分析视角。非对称性政党制度理论主要基于中国案例展开分析，并未系统比较其他非对称性政党制度，如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模式的成败经验。《美国政党政治：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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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 • 极端化 • 不妥协》一书也只是局限于美国的现实，尚未将发达国家政党制度对比起来研究，其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的普适性解释力有待验证，尤其未讨论非对称性在威权与民主政体中的差异表现，从而未能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

第五，技术性操作和话语表达存在缺失。 目前，对非对称性政党制度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原则层面，未能提供可操作的设计方案，也没有提供规范的话语表达方式。例如，在中国，非对称性政党制度理论如何具体转化为政策协调机制（如政协提案的筛选标准、民主党派干部培养比例等如何体现为非对称），这与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刚性 ”与“韧性 ”需求存在差距；又如，美国学者仅仅发现政党非对称和极端化、不妥协等现象对政局稳定的可能冲击，尚未从技术操作和话语表达上提出科学精准的对策建议。

这些不足反映了当今政党制度理论中普遍存在的“理想型建构 ”与“实践复杂性 ”之间的张力，也是政党制度转型和变革期难以避免的理论滞后现象。后续研究需加强实证检验和跨案例比较，以丰富和完善非对称性政党制度的分析范式和表述方式。

五、如何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表述的科学性

必须说明的是，我们提出和研究“非对称性政党制度 ”这一概念，并非要以此直接定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而是客观地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某些特点描述出来，以便人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具象内涵，同时借助非对称性政党制度的表述，为政党制度类型研究提供某种方法论启示。至于非对称性政党制度是否能够科学精准地表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尚需理论联系实际作出更为深入的学理性和学术性探讨，这并非由于知识或理论准备不足，而是因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身内涵极为丰富，且处于持续发展与完善之中。非对称性政党制度仅仅是从不同政党的地位和作用上作出判断，实在难以全面准确地反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精神内核。

毋庸置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世界政党制度史上独具中国特色与制度优势。正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所指出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伟大的创造性、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符合中国国情和国家治理需要，是有利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基本政治制度。”①正是因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的鲜明特色和优势，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②

“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究竟“新 ”在哪里？如何用科学精准的学术话语对其进行系统性阐释？唯有构建起与其制度实践相匹配的话语表述体系，才能更好地在理论上阐明、在实践中坚持、在发展中完善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与时代生命力的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 作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科学表述，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能够精准反映中国国情和政治发展要求。任何一个国家政党制度的产生都离不开本国国情，都是在本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的自主性建构与内生性衍化的结果。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 ”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凝聚着几代人的集体智慧，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的探索历程。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土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② 这表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科学表述，必须精准反映中国国情和政治发展要求，既体现其“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 ”的深厚本土性，也准确传达“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 ”所蕴含的根本政治原则。

第二，能够全面反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优势。2018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新 ”和“三个有效避免 ”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作出深刻系统的阐述：“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③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科学表述，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新 ”和“三个有效避免 ”来揭示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中国特色和优势。

第三，能够体现政党制度的未来走向和发展愿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不属于一党制，也不同于多党制或两党制，而是在吸收现代政党制度既有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开创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虽然是一种比较独特的类型，但并不是人类政治文明中的另类，而是对旧式政党制度的扬弃与超越所形成的新型政党制度。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提升了世界政党制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更为世界政党制度提供了不同于旧式政党制度的新模式，让一些跳不出旧式政党制度模式的国家看到了创造新的政党制度的希望。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科学阐释，既不是西方政党制度类型的简单比照和翻版，也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和自娱自乐，无视世界政党制度发展变化的丰富实践，而是要以开放的胸襟和广阔的视野，借鉴和吸收世界政党制度发展的先进经

非对称性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类型化表述及其理论反思

验和话语表述，准确把握世界政党制度的未来走向和发展愿景，经过精心的理论提炼和话语创新，用科学精准的表述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普遍性意义展示出来。

第四，能够用科学精准的话语将政党制度内涵表述出来。随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完善，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任务迫切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长期以来，在政党类型表述问题上，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占据话语霸权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虽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在话语表述方面总体处于落后状态，存在有理说不出、有理说不清、说了别人也不认的尴尬现象。要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说得出、讲得清、讲得有道理，就必须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解决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等问题。严格来说，所有话语体系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生成的，不同话语体系产生于不同的场域。因此，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不能脱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场域。这个场域既包括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还包括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和人类新文明的创造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就是在这四种不同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下，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共同创造出的世界政党制度新篇章。

综上所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政治模式。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日臻成熟，为当代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已然成为人类政治文明中一种新型政党制度模式。但是，为了便于人们深入理解这一新型政党制度，仍然需要将其用科学精准的话语表述出来，并且将之归于适当的政党制度类别，使人们能够科学把握中国政党制度的特征和实质。我们提出和研究非对称性政党制度， 目的是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找到一种科学的类型化表述，进而提炼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普遍性特征，推动对世界不同政党制度的理论反思。但毋庸置疑，非对称性政党制度的表述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局限，且中国政党的非对称是有利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而美国政党的非对称则是政治极化和不妥协的原因，切不可将两种不同的政党非对称混为一谈。因此，提出和研究非对称性政党制度，只是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科学表述和理论阐释提供一种参考建议，权且作为引玉之砖，以期激发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更为深刻、准确的理论概括与话语构建。

人民政协界别的政治功能及其发挥路径

——基于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历史政治学分析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 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