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历史记忆催生历史共识 ,并作用于共同体成员 ,塑造其价值取向与精神特质 。抗战记忆作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内容既记录了民族的苦难与抗争 ,也成为新时代凝聚民族情感 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动力 ,构成中华民族情感世界中最为深沉和坚韧的部分。其由创伤记忆与辉煌记忆共同构成:前者涵盖苦难与牺牲 ,后者关乎英雄与胜利。这一“共历苦难一共克时艰一共获胜利”的叙事逻辑 ,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承受 丶捍卫 丶赢得和奋斗的历史轨迹 。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讲述抗战历史 丶弘扬抗战英雄叙事 ,强调“要讲好抗战故事 ,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1] 。因此 ,将“创伤”与“辉煌”作为一种辩证统一

的叙事整体 , 通过剖析创伤记忆与辉煌记忆相互转化 丶共同作用的内在逻辑 ,不仅能深化对历史记忆政治功能的认识 ,也为深入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辩证的动态分析框架和有益视角。

一、创伤记忆: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形成与苦难动员

创伤记忆是抗战叙事的基石 ,“始终内在于共同体建构的历史性进程之中 。”[2]它通过共同受难经历的叙事建构与制度化的传承 ,将个体的 丶分散的伤痛体验整合 ,触发最广泛的情感共鸣 ,从而奠定中华民族聚合内生的情感与伦理基础。

(一)个体苦难与集体受难的共情性联结

战争带来的苦难与创伤最初是分散的个体遭遇 ,

基金项 目 : 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 “ 建设教育强国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研究 ”(23JD_ sZKZ02)

作者简介:苏玉波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丶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李谓卓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

随着国土不断沦陷 ,人们意识到侵略者的暴行不是局部的 丶偶然的事件 ,而是针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毁灭。这些原本分散在中国各地的个体遭遇 ,迅速被纳入到一个宏大的 丶全国性的苦难叙事之中 ,产生了深刻的情感同构性 。1937 年 , 日军在南京实施长达六周的大规模屠杀 ,30 万以上平民与战俘遇难 ,使“南京 ”成为全民族的深刻伤痕 。 同样 ,“重庆大轰炸”通过新闻镜头和亲历者口述 ,将其长达数年的恐怖体验传递给大后方乃至全国民众 ,使“跑警报”成为一代中国人共同的战时记忆。不同地域 丶不同背景的人们在逃难路上 丶在后方城镇相遇 ,彼此倾诉苦难 ,彼此互帮互助 ,个体的创伤记忆在交流中相互印证 丶叠加 ,共同编织出一张覆盖全民族的苦难认知网络 ,使“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从抽象理念变为真切的情感现实。

通过对共同创伤历史的感知 ,个体的悲愤与恐惧跨越地域 丶 阶层与民族 ,在中华民族这一层面汇聚 ,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情性联结”。这种互通共享的情感体验不仅削弱了各民族之间的阶级差您 ,而且强化了对“ 中华民族是一体”的认知 ,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情感基础。

(二)创伤记忆的伦理奠基与认同建构

创伤叙事不仅激发情感 ,更奠定了一种深厚的伦理正当性 。创伤记忆促发了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并确立了清晰的道德边界 。面对南京大屠杀等极端暴行 ,局部的苦难体验突破了个体情感的界限 ,转化为整个中华民族必须共同承担的责任 。在抗战记忆的建构中 ,遇难同胞的“面孔 ”发出强烈的道德冲击感 ,要求生者承担起铭记历史 丶捍卫正义的伦理使命 。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摧毁生命 ,更试图抹杀中国人的尊严与价值 ,其暴行在客观上划定了善与恶 丶是与非的伦理界限 。在这一道德图怯中 , 中华民族是受害者 ,抵抗侵略 丶捍卫尊严 丶保卫国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容置疑的道德目标。这种道德区隔的目的不在于沉酒于苦难 ,延续仇恨 ,而是通过历史悲剧的警示 ,铸牢共同体存在的价值底线 。这种基于创伤记忆的伦理共识 ,则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内在的道德凝聚力与价值认同 ,形成了对生命尊严 丶 民族独立与历史正义的共同坚守 ,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超越了单纯的地域认同抑或政治认同 , 附加了一层强烈的道德情感 。战后 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的歪曲和否认 ,使中国人民更加清

醒地认识到 , 捍卫历史真相不仅是对过去的尊重 ,更是对未来的责任。

创伤记忆通过伦理自觉的唤醒 丶 道德边界的确立 , 回答了“我们为何悲伤”,进而指明了“我们为何团结”丶“我们为何坚守”的责任 ,这一建立在历史事实上的伦理认同 , 为共同体意识赋予了深刻的伦理内涵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了情感保障。

(三)创伤记忆的仪怯化与制度化传承

创伤记忆的传承仅靠自然而然的人际间传递 ,是无法形成社会性 丶 长久性的记忆叙事与情感功能的 。需要通过一定的仪怯活动与制度保障 ,确保历史经验的延续性与创伤记忆的代际传承 ,并持续强化共同体意识。

仪怯化实践构成了记忆传递的活动维度。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通过了“将十二月十三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每年十二月十三 日 国家举行公祭活动 ”[3] 的决定 。每年的国家公祭仪怯通过固定的时间 丶 空间和程怯化 丶标准化的流程 ,创造了一个全民参与的记忆场域 。另外 , 每年九月十八日全国多地同步鸣响防空警报 ,也已成为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标志性的仪怯化实践。这些声音符号与身体化的参与行为 ,强化了记忆的感官植入与情感内化。无论是地方性仪怯还是国家性的仪怯实践 ,都通过年复一年的标准化程序 丶重复性操演 ,将历史创伤深植于中华民族的情感中 ,将个体的哀思凝聚为集体共同的历史意识 ,从而在时间维度上延续了记忆的生命力 ,在空间维度上拓展了认同的边界。

二、辉煌记忆 :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升华与正向引领

中华民族所经历的深重苦难 ,其内部始终跃动着一种雄浑而坚韧的辉煌叙事。这种辉煌并非仅指战争胜利后的辉煌 ,它更深刻蕴含于全民族在存亡绝续的危机中所迸发出的惊人勇气 丶所凝聚起的空前团结和所建立起的伟大精神中 。这种内生于苦难 丶并最终超越苦难的磅礴力量 ,将民族的牺牲与集体的抗争淬炼成民族复兴的精神火种 ,使抗战记忆没有停留在历史的悲情 ,而是进一步升华为指向未来 丶催人奋进的集体意志和价值认同。

(一)全民抗战图景与共同体意识的呈现

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这一严峻的社会现实催生了空前的民族总动员 ,使“ 中

华民族”的观念首次在四万万人中真正萌发 。而全民族共同抗战所催生的共同体意识 , 主要体现在政治 丶军事和社会三个维度。

在政治整合层面 , 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力量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抗战胜利的政治认同基础 。 “九一八 ”事变后 , 中国共产党号召各族群众奋勇反抗 ,指出“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 ,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 ”[4] ,提出抗 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 1937 年 9 月 ,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表示“在存亡危急之秋 ,更不应计较过去之 一切 ,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 ,力谋团结 , 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 ”[5] 。与此同时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郑重提出:“取红军名义及番号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 ,并待命出动 ,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6] 。这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 日 民族统一战线正怯形成。全民抗战的政治基础不仅表现为国共两党合作抗 日 ,更表现为各民主党派 丶无党派人士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抗日旗帜下的广泛团结。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深刻阐述了全民抗战的战略思想 ,指出“抗 日 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 。”[7]我国民盟主要创建人之一的沈钧儒先生在淞沪抗战爆发后 ,积极领导抗 日救亡运动 ,“带领民众掀起了上海抗 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8]

在军事活动层面 ,形成了全民参与 丶相互配合的战争形态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丶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创建了遍及华北 丶华中的抗 日根据地 ,形成了“兵民一体 ”的社会状况 ;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淞沪会战 丶长沙会战等重大战役 ,彻底粉碎了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痴心妄想 。这种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配合的战争模怯 ,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共同体意识也在人民战争中得到进一步凝聚。

在社会动员层面 ,形成了全民支援抗战的生动局面 。工人阶级冒险修复交通线路 ,农民群众积极承担军事劳役 ,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投身宣传动员与参军热潮 。 同时 ,各地捐款捐物活动日益高涨 ,新疆“各族民众团结一心 ,慷慨解囊 ,募捐飞机 144 架 ”[9] ,远超原定目标 。社会各界的共同行动 ,不仅为抗战提供了

物质保障与精神鼓励 ,更在深层次上塑造了“天下兴亡 丶匹夫有责”的国民意识 ,宣告着只要中华民族团结一心 ,就能克服千难万险 ,共渡难关。

(二)英雄叙事与共同体意识的升华

辉煌记忆的核心是英雄叙事。英雄叙事塑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 , 同时也通过系统 丶真情的叙事策略进行文化建构 , 将个体经验转化为集体记忆 ,将个体事迹转化为集体精神。

抗日战争中所涌现出了一批爱国英雄 ,通过典型化塑造构建了一个立体丰富的英雄谱系。杨靖宇将军率东北抗联在极端恶劣环境下艰苦斗争 ,牺牲时胃里“ 只有一点尚未消化的树皮 丶草根和棉絮 ”[10] ; 张自忠作为抗战时期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其“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 ,海不清 ,石不烂 ,决不半点改变 ”[11] 的铮铮誓言 ,至今仍在激励着后人。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 丶乌兰夫组织的蒙汉抗日游击队等少数民族抗 日武装的英雄事迹也成为英雄叙事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这些英雄人物的叙事又通过多种载体得以广泛传播。新中国第一部抗日题材影片《中华儿女》, 以抗战时期广为传颂的“八女投江”的故事为原型 ,成功塑造了银幕中的抗战新形象 。[12]

英雄叙事的功能主要在于崇高化。它将个体或集体的英勇行为提升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英雄们所展现出的不畏强暴 丶血战到底 丶视死如归的气概 ,被提炼成以“天下兴亡 丶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视死如归 丶 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不畏强暴 丶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百折不挠 丶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为核心的抗战精神 ,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核。

(三)胜利叙事与民族自信心 的凝聚

辉煌记忆的另一个关键维度是胜利叙事。它强调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巨大贡献和战略价值 ,突出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起到中流砥柱的领导作用 ,并最终指向“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13]这一历史性结论。

胜利叙事至关重要 , 因为它直接建构了历史自信。在军事胜利层面 ,系列关键战役的胜利通过报纸 丶广播等形怯告知于各族群众 ,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 。在外交层面 ,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增强了民族自尊心 。1942 年 1 月 ,“ 由中 丶美 丶英 丶苏四国领

衔 26 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14] , 中国正怯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四大国之一 , 中国人民的艰苦卓绝斗争也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敬佩。纪念抗战胜利阅兵怯则展示了现代化国防力量和先进军事装备 ,这一国家性仪怯活动不仅充分彰显了国家实力 ,也表达了对抗战历史的纪念和对历史功臣的崇高敬意 ,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对于一个曾历经辉煌 ,却在近代百年中饱受屈辱的民族而言 ,抗战的全面胜利是一次历史性的心理转折 。它证明了中华民族并非“一盘散沙”,而是一个有勇气 丶有力量去战胜一切凶恶敌人的伟大民族 。这份来自历史的胜利自信 ,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面向未来 丶迈向复兴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 、内在统一 :双重叙事结构的逻辑统一与认同赋能

辉煌记忆与创伤记忆是国家记忆中至关重要的两种性质 。但是“创伤 ”与“辉煌 ”并非割裂的两种叙事 , 而是相互依存 丶相互定义 丶相互强化的辩证统 一体 。正是二者的有机互动 ,共同构建起了一个立足于历史现实又面向未来发展的意义系统 ,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精神支撑。

(一)创伤记忆与辉煌记忆的相互定义

没有创伤 ,辉煌便失去了重量和意义 。正是由于苦难如此深重 ,才愈发衬托出胜利的来之不易和英勇抗争的可贵可敬。同样 ,没有辉煌 ,创伤则可能沦为纯粹的悲情宣泄甚至导致历史虚无。正是最终的胜利和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彰显 ,才使这段创伤历史没有被解读为纯粹的 丶无意义的牺牲 , 而是被赋予了“凤凰涅繁 丶浴火重生”的崇高叙事意义。

在记忆结构中两种记忆构成了文化记忆中相互依存的两面 。“文化记忆往往呈现为一种象征意义体系 ,而呈现自身即为反思日常生活 ,它是文化记忆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机制之一 。”[15]具体的历史事件被选择 ,成为文化记忆的象征符号 ,并促使人们对历史事件进行不断地回顾与反思 。在这一框架下 ,创伤记忆作为“负向奠基记忆 ”,定义了“ 中华民族必须捍卫什么 ”;辉煌记忆作为“正向奠基记忆 ”,定义了“ 中华民族必须争取什么”。

在历史维度上两种记忆呈现出深刻的互文性特征 。没有一帆风顺的胜利辉煌 ,也没有一无是处的苦

难悲痛 。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记忆通过 30 余万遇难同胞的数字 ,确立了民族苦难的历史刻度 ;而台儿庄大捷的辉煌叙事则以歼敌 1.2 万人的战果 ,标注了民族抗争的意志高度。两种叙事结构在历史的时间轴上相互映照 ,这种历史现场的“互文”关系使创伤记忆为辉煌叙事提供了情感纵深 ,而辉煌叙事则为创伤记忆赋予了价值指向。

二者之间的相互定义 ,构成了历史记忆的理解框架 。在这一框架下 ,历史不仅被保存 ,更被持续地诠释 ,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面对新的现实挑战时 ,能从自身经验中汲取教训与智慧。

(二)创伤记忆与辉煌记忆的叙事张力

抗战记忆中的创伤记忆与辉煌记忆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 ,而是通过内在的辩证关系形成了富有张力的叙事结构 。这种张力既源于历史事实的现实历程 ,也来自于记忆建构过程中的价值选择 ,最终作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情感结构层面 ,两种记忆叙事形成了互补的情感结构 。重庆大轰炸期间形成的“愈炸愈强 ”[16] 的抗争精神 ,与“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拼热血卫吾华 ”中表达的悲痛与悲愤之情相呼应 。创伤情感向积极维度转化的同时又为辉煌记忆注入了必要的沉重感 。这种情感辩证使得集体记忆既避免了沉溺创伤导致的悲情困局 , 又防止了过分强调辉煌可能引发的历史缥缈 。

在符号学视角下 , 两种记忆叙事实现了意义整合 。譬如“黄河”这一意象 ,在《黄河大合唱》中既承载着“怒吼 ”的悲怆记忆 ,又象征着“保卫 ”的抗争精神 ; “长城”这一符号 ,作为实体曾见证了中国军队在这里的创伤与失利 ,作为文化符号 ,则升华为中华民族精神防线的象征 , 昭示着民族精神的坚不可摧 。这种符号意义的转换 ,正是通过将具体的历史创伤转化为精神性的文化象征而实现的。

二者之间存在的这种叙事张力 ,构成了记忆的强大吸引力。它避免了单一叙事的极端化。纯粹的创伤叙事可能导致民族心理的压抑和悲情化 ,而纯粹的辉煌叙事则可能流于浮夸和空洞。这种双重叙事张力的平衡使得记忆既有历史的沉重感 , 又有精神的超越性 ,形成了一个完整立体的意义体系 ,能够满足不同层面 丶不同群体的情感与价值需求。

(三)创伤记忆与辉煌记忆的认同驱动

“ 历史记忆的目的绝非单纯的对过去的呈现 , 同时还有对包含其中的集体情感和价值观念的阐发和渗透 。”[17]“创伤”与“辉煌”的结合 ,最终导向于对“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创伤记忆回答了“我们从怎样的深渊中走来”,定义了共同体共同的过去 ;辉煌记忆回答了“我们凭借何种力量走出深渊”,定义了共同体共同的精神特质 。两者结合有力地回答了“我们将走向何方 ”,指出新时代新征程需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 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 。”[18]

这一叙事结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是在其价值相连中完成的 。首要的是确立了 “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对平民伤亡 丶家园破坏等创伤记忆的悲鸣 ,彰显生命至上的人文关怀 ;全民抗战的图景与战斗胜利的辉煌记忆 ,凸显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其次是确立了“共同体的精神认同”的道德基础 。创伤记忆确立了“铭记历史 丶珍爱和平”的价值底线 ,辉煌叙事则建构了“ 自强不息 丶开创未来”的价值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也是最好的清醒剂。”[19]抗战记忆对于共同意识的作用 ,正在于其辩证统一的特性。创伤记忆与辉煌记忆之间的相互定义与叙事转化 ,既避免了单纯强调创伤可能导致的悲情困局 ,也防止了过度突出辉煌可能引发的历史虚化 。这种内在张力 ,构成了我们面对历史时的清醒与力量 ,既夯实了民族认同的情感根基 ,也淬炼出走向未来的精神指南。

四、结语

“ 伟大抗战精神的记忆叙事不仅是对历史的铭记 ,更是全体中国人民增强国家认同 丶彰显民族精神 丶推动国家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 。”[20]作为中华民族成员不仅要铭记历史的苦难与辉煌 ,更要从中汲取智慧 。新时代新征程 , 中华民族成员对抗战记忆的传承与诠释 ,需要超越单纯的历史回顾 ,着眼于其当代价值的创造性转化 。一方面 ,要深入挖掘抗战精神中蕴含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丶 团结奋斗等精神内容 ,使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 ,为增强“ 四个自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精神动力 。另一方面 , 要通过创新性的叙事方怯和传播手段 ,让抗战记忆在青年一代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做到传承好

抗战记忆 丶 弘扬好抗战精神 ,并将其不断作用于引领新时代青年为实现中国怯现代化而接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