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① 。加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也为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提供中国智慧和文化资源。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以“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②。“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为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③ , 也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带来无限可能。
当前数智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重塑国际传播格局，数智技术兼具拟人性、互动性、精准性、平权性等特征，为破解当前文化传播困境，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新机遇。同时，又要时刻
警惕跨境传播中可能出现的主体性失落、文化失真、信息茧房、传播生态失序等“技术异化 ”情况。基于此，本文旨在探讨数智技术赋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价值关切、双重效应和优化进路，力求为全面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提供参考。
一、数智技术赋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价值关切
数智技术作为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革命性工具，能够以精准算法和大数据模型为技术依托，在遵循世界文化平等交流的基础上，推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在传播过程中，把握人文价值与工具理性相协调，在提升传播效率的同时坚守文化精神本质，以增强中华文化感召力；在传播效能上，借助数智技术的创新优势，丰富跨文化沟通的形式和内容，掌握跨文化对话的话语权，强化中华文化在国际舆论场的引导力；在传播策略上，将坚守文化本真性和在地化传播融合起来，在尊重目标受众文化语境的基础上实现精准触达，塑造具有亲和力的中国形象。
（一）平衡人文价值与工具理性，增强中国文化感召力
对于我国而言，国际传播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引导国际社会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扭转国际舆论场对中国带有偏见、消极或陌生的认知。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承载着特定的精神观念和价值追求，中华文化立足人文与道德基础，形成了天人合一、家国一体、和合共生等价值理念。数智化时代，要保证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不仅要把握好数智技术发展带来的契机，同时还要确保将传播内容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层价值内涵。
然而，近代以来，科技理性逐渐凸显，价值理性日渐式微，“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他们用公式替代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动机 ”① 。在这一背景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暴露出符号碎片化、价值观扭曲等问题，当技术偏离文化价值，沦为追逐流量的工具理性附庸时，文化传播中的异化现象随之出现。文化符号的内核是文化认同，打造承载中华文化内在价值和深层理念的文化符号，不仅能够直观反映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精神品格，更能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感召力。这就需要传播主体树立技术为体、价值为魂的辩证思维，既善用数智技术拓展中华文化传播的覆盖面与影响力，更自觉凸显文化价值的引领和导向作用，破解重形式轻内涵、重效率轻价值的现实困境，从而实现技术传播力与价值感召力的同频共振。
（二）打破西方中心化舆论生态，强化国际舆论引导力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就是要打破西方中心化舆论生态。如何平衡好人文价值与工具理性，增强中国文化感召力，内嵌于世界范围内破解西方文化霸权的命题之中。回顾世界历史，西方中心主义这套文化霸权话语体系是伴随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辅之以公开或隐蔽的
数智技术赋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价值关切、双重效应与优化路径
多种方式进行文化渗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的；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西方中心主义的舆论生态，作为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固化于国际传播秩序之中。① 在这种国际传播生态环境中，文化边界构建的主导权大都掌握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手中。数智化时代，西方国家倚仗在科技领域的先发优势，建构起一套渗透着西方价值观和叙事框架的算法霸权体系，进一步控制着国际舆论走向。
因而，借助数智技术推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旨在重构当前国际传播格局，破解技术发展加剧国际权力失衡难题，通过坚守文化主体性和数智技术升级同步推进，不断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介集群，塑造更具竞争力和生命力的文化产品，让更多中华文化“ 出海 ”又“ 出彩”。这不仅有利于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更向各国提供不同于西方霸权逻辑的新型文明方案，以差异化的文化内容供给让国际传播回归文明平等对话的应然状态。
（三）协同文化本真与在地传播，提升中国形象亲和力
数智时代的文化传播，本质上是一场跨文化的叙事对话，这就决定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不能停留在片面的文化符号传递，而是要主动寻求传递跨文化的价值共识。文化的民族性与地域性造就了不同文明间的天然认知鸿沟，中华文化作为典型的“高语境文化”，意味着其文化内核的表达蕴含在隐性的文化基因、情感共鸣与情境关联之中，这种特质决定了机械性的、符号化的数字转译模式难以完全表达中华文化的全部意义。此外，凭借技术优势形成的西方国家更为极力地推广其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技术传播的迅速性、跨领域性强化了人类文化的同质化。
要解决和回答好“突破以国家、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为主导的国际传播的‘ 内核边界’”② ,就要协同文化本真与在地化传播，构架以共通的价值为核心的文化叙事，以价值共识破解价值对立，通过文化层面的相互理解实现文明的相互启迪；以中华文化的数智化传播作为重要途径和契机，让遥远的神秘的中国形象，变为各国都可了解和感知的立体存在，实现亲和力的可持续提升。例如《黑神话：悟空》借助对东方审美的精湛演绎，将孤独个体对抗不公命运的反抗和质疑精神贯穿始终，既与西方文化的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高度契合，同时又将自强不息、不畏强权等中华文化精神内核嵌入其中，在守正创新中使中国哲学思想得以被看到和理解。
二、数智技术赋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双重效应
在明晰数智技术赋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价值关切的基础上，必须理性审视这一技术应用的双重效应，其既“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的挑战 ”③ 。当前数智技术正基于主体、内容、算法、生态四个维度重塑跨文化传播格局。数智技术为提升中华文化传播效率和感染力，扩展文化传播边界，打破文化传播话语垄断提供强大动力，以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同时，
数智技术应用不当，可能诱发文化认同重塑、文化安全压力等潜在风险，具体表现为人文主体消解、文化内容失真、算法茧房固化、国际传播秩序失范等多重矛盾。立足于上述四个维度，探究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数智技术何以转化为资源或者阻力，既是破解传播异化问题的关键，也是实现技术赋能文化传播良性互动的逻辑前提。
（一）主体博弈：智能持续在场与人文主体消解的矛盾
数智技术发展使得传统的主客体边界在算法的涟漪中逐渐被溶解，传播主体的智能化转向突破了人类在体力、认知与时间方面的限制，智能主体的持续在场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全天候、低成本的支撑。具体而言，其依靠大模型、强算法、超算力快速生成文化传播内容，通过数据追踪和算法分发实现精准触达，从而实现高效且稳定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同时，智能技术介入并不意味着“人 ”这一原有主体被替代，多数情况下，数智技术更多表现为“创作者的合作者 ”① , 协同“真实的人类主体 ”参与中华文化的生成与传播。比如，当前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 ChatGPT 、Bard 、文心一言、豆包等大模型，在新闻生产、艺术创作、学习工作等各领域广泛运用，用户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可以通过大模型快速批量生产文化主题的图文、短视频内容，以满足自己需要。世界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正在走向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 UGC（用户生成内容）深度融合的新模式。AIGC 在得到 UGC 真实基因补充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训练数据质量，在“真实的主体 ”在场的情况下，能够减少大模型因数据单一导致的生成内容的偏差，提升生成内容的真实性与可信度。这种人机协同的传播形式，经过不断完善和成熟，将成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新常态。
数智技术推动文化的生产、流通与传播规则等要素的变革，超越了过去的单一固化的文化交流方式，但也催生新的对立，即工具理性强势扩张不断挤压和排斥人的感性经验，人的反思能力趋于弱化导致理性规范与制约机制逐渐式微。究其本质，这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失衡的结果。一方面，技术对人的主体性形成侵蚀，进而导致人的自由意志式微。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叙事节奏、价值内核和结构框架，本应是文化主体自主设定的，算法逻辑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应然状态。部分主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被流量焦虑所取代，“引发主体性失落、迷失的风险 ”② 。技术产生了资本化的行为，算法总在无声无息干预人的判断和偏好，剥夺人对文化的叙事主权。文化的内容生成、情境选择、价值趋向等被资本化，创作者的思维和行动皆可量化，导致其逐渐异化为“数据人”，人的自主创新和创造能力被消解，主体性逐渐丧失导致文化传播陷入数据功利化的陷阱。人们在看似丰富多样的表象中，触及的不过是那些孤立的浅层的文化符号碎片。另一方面，技术带来的虚拟现实和“绝对自由 ”排斥价值理性的规范和制约，引发人的“动物化堕落 ”③ 危机。从受众心理层面看，在碎片化、娱乐化的媒介传播环境中，其注意力呈现出短平化特征。数智技术迅速发展能够极大满足广大受众的感性欲望需求，如低俗搞笑的段子、猎奇
数智技术赋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价值关切、双重效应与优化路径
式的文化奇观，同时持续刺激新的欲望产生，驱使广大受众执迷于感官刺激的放纵之中。长此以往，受众的理性反思能力逐渐丧失，对文化的选择从高质量内容转向感官消费，对中华文化的选择能力和判断能力逐渐弱化和消解。
（二）内容困境：沉浸体验赋能与文化失真风险的冲突
“沉浸 ”在心理学领域特指用户在特定情境中对时间“转瞬即逝 ”的感知，体现为用户呈现的一种极致专注状态。相较于严肃、刻板的传统的文化传播叙事方式，数智化技术在情景生成和互动响应等方面具有更卓越的能力。其主要通过多模态传播符号，利用感官与精神的综合体验来营造场景，从既往传播体系的图形界面视觉体验转变为全感官交互体验，将个人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某种活动当中，极大增强了用户的情感共鸣和代入感，从而使得那些即便对中华文化不甚了解的用户，也能通过感官和情感体验亲身感受中华文化的吸引力。比如通过 VR、AR、MR 、3D扫描、元宇宙、8K 超高清直播等技术实现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或者运用数字建模、实时渲染、云端协作生态等技术打造高质量的网络游戏、二维动漫、动画电影、舞台剧等，实现中华文化成功“出海”，赋能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全方位呈现。
同时，在文化传播中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当丰富的可视化、沉浸式的文化呈现形式带来突出 的国际传播成效时，可能因流量、数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诱发文化价值的阉割风险，导致文化传播内容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或消解，形式与内容的适配度问题逐渐被边缘化。一方面，碎片化症结消解中华文化价值诠释力。文化生产和传播者受资本、技术及市场经济偏好的裹挟，主动排斥挖掘和传播有深度的、复杂性的文化内容，在创作过程中对文化进行任意切割、分解和 加工，诱发内容上的裂变。原本的价值内涵被侵蚀，长此以往必然导致文化的精神内核呈现空心 化现象。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也难以完全避免算法霸权的影响。为实现最大化用户黏性和平台流量，算法推荐系统通常优先推送成本较低、更易满足用户视觉快感和更具感官冲击的碎片化内容，而 具有较高文化价值及非商业化的内容则易被算法低估，这加大了国际受众对中华文化完整性的辨识难度。另一方面，娱乐化消遣离散中华文化的严肃性。资本逻辑向文化场域渗透，可能使部分 文化传播者在流量变现与社会责任之间失去平衡，以“他者 ”的需求为标准，不自觉地站在“他者 ”视角来审视和包装本国文化，刻意迎合海外受众对东方的某种“想象”。高质量的内容不再是文 化传播过程中的关键，“我们的宗教、政治、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 附庸……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① 。部分文化生产者和传播者为攫取受众注意力而过度迎合受众需求，将娱乐性视为文化生产的核心指标，淡化根源性的文化主体价值，从而造成中华文化精神和价值的虚无。比如，短视频平台上涌现的完全脱离历史框架的戏说历史人物、洗白历史 人物以及对某段历史故事的跟风解说等现象，将中华文化强行植入浅薄化的娱乐语境中，崇高性、严肃性在极具感染力的符号层面被消解。
（三）算法悖论：精准触达与茧房固化的博弈
数智技术形塑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信息样态，借助其强大的数据采集、计算能力实现点对点式的精准传播。当前，在物质条件日益丰富的基础上，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与爱好凸显出个性化、多样化的特点，传统的广域性、覆盖式的传播方式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数智技术凭借大数据追踪和分析国际受众的浏览习惯、爱好偏向、消费行为等，据此生成用户画像，进而生成符合用户需求的文化内容，并“ 由算法来主导信息分发 ”① , 实现文化交流中信息的精准触达。例如，以敦煌飞天为原型的国风数字人“天妤”，精准锚定海外喜爱国风、关注短视频的年轻群体，借助 TikTok 等 Z 世代聚集的社交平台，成功让国风文化精准触达海外年轻圈层。
算法推动传播范式迭代，在满足受众个性化需求、提高受众信息获取效率的同时，也催生了传播中的“信息茧房 ”效应。算法基于传播关系和内容形成的个性化信息分发模式，通过不断过滤信息，使个体被局限在狭窄的“茧房 ”中，造成圈层内文化内容的同质化，从而导致国际受众对中华文化产生身份隔阂和认知偏见。一方面，算法推荐可能消融国际受众对中华文化的理性判断。算法持续的个性化推荐使国际受众越来越受制于算法，算法本身“并不具备完美的预测能力和公平公正的态度 ”② , 其为了迎合受众偏好，会将高流量而非高质量作为优先推送的标准。中华文化内蕴的生命语境、价值体系的阐释面临边缘化困境，碎片化、表象化的文化符号在算法作用下不断涌入海外受众视野中，久而久之必然弱化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性认知和价值判断，致其对所接触到的文化内容的真伪性失去判断能力，进一步导致个人视域狭窄化，“茧房 ”不断加固。另一方面，基于标签算法推荐机制构建出的不同数字圈层，引发的群体极化会放大个体接受多样化信息能力的局限性。处在同一数字圈层的国际受众长期接受相似的文化内容，便会逐渐形成稳定的情感偏好与认知框架。然而这种圈层内部信息共振产生的效应是双向的，其不仅会强化对于中华文化的价值共识，也会放大价值偏见。这意味着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被圈层自身的传播逻辑所束缚，最终可能呈现出不同圈层间价值认同与价值撕裂的两极化结果。
（四）生态失衡：传播平权化与秩序失范问题的并存
数智技术发展使传播突破地域和主体界限，赋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进入多元开放、全球用户参与的平权化新阶段，人人都可以成为文化的生成者和传播者。在这种协同共创、共享的传播模式下，海外受众自然也成为中华文化的接收者、创作者和传播者。从实践层面来看，借助跨媒介传播，海外受众在接收到特定文化内容时，能够从自身的理解出发，对原始的文化内容进行个性解读。在这一传播和创作过程中，中华文化的空间得以不断拓展和深化，构筑起更为丰富立体的中华文化叙事框架。同时，通过收集海外受众对中华文化再认识、再解读等数据流，打造持续更新的数据库，不仅能够作为中华文化内容个性化生成和精准化传播的重要资源，更能够推动海外受众在“接收—解读—创作—传播 ”的循环互动中，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数智技术赋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价值关切、双重效应与优化路径
数智技术重塑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时空景观，同时也将中华文化传播置于西方“超级中心 化 ”的舆论生态中，使其面临着话语他者化的风险。全球性的社交媒体巨头仍然主要聚集在西方 国家，这必然导致中华文化传播长期受制于“以西方话语规则为标准的国际传播规则与秩序 ”① , 大量优质文化内容淹没在西方话语霸权中。“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思想理论、价值观 念之争。”② 在西方算法霸权仍然对世界文化传播交流产生巨大影响的背景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主要面临两方面难题：一方面，欧美的少数科技巨头掌控着算法和平台，造成跨文化传播的不对 称性和不平等性。“被看见 ”是“被喜欢 ”和“被认同 ”的前提，然而偏狭的传播机制导致优质文化内容难以进入海外受众视野，关于中华文化的核心议题也被边缘化，使中华文化传播在起点上就丧失了自主性与安全感。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基于其人才技术、资源经验等积累，以英文语料库为基础训练出的大模型应用制约着中华文化的有效传播，导致其难免受到西方话语“他塑 ”的影响。“近代以来，在几乎没有中国学者参与的情况下，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成为当今西方 乃至全球想象中国的底色。”③ 比如，中国的“龙 ”是极具威严性的融合多种动物特征的瑞兽，西方文化中“dragon ”是魔鬼撒旦的化身，代表着异常邪恶的力量，二者存在显著差异；然而西方 人将龙译为“dragon”，把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与“dragon ”挂钩，借以妖魔化中国，刻意消解中 华文化概念的核心内涵。
三、数智技术赋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优化路径
基于对双重效应的理清，应当认识到实现数智技术赋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复杂的人文问题。主体、内容、算法、生态等维度暴露出的风险，本质上是技术、资本、数据等多种力量在跨文化传播场域中相互作用，最终诱发文化传播过程中“形神分离 ”的结构性困境。因而，要建构起多主体参与、多样化表达、多元化治理有机融合的实践路径。具体而言，必须秉持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理念，从构建人与智能协同共创的文化传播主体格局、在坚守文化本真的基础上推进符号的国际化表达、打造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凝聚全球协同数智治理力量四个维度发力，塑造兼具效率与温度的跨文化传播新生态。
（一）重塑人机关系，构建文化共创主体
数智技术介入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引发的主体性失落危机，溯其根源在于人工智能技术从服务人的手段沦为支配人的力量，本质上是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因而，要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人机共创，既要“在代码中写入文明”，又要“在数据流动中重申人类主体性 ”④ , 促进人机双方各自发挥优势，通过不断互相调和与规制，形成协作闭环。
其一，树立人机互动传播的理性认识。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为价值传播提供了物质或工具基础。然而当前技术的固有缺陷暴露出智能技术有限的主体能力，这就需要不断强化人的价值介入，以校准技术发展方向。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实践中要塑造对人机关系的理性认识，既要善用数智技术拓展文化传播的覆盖面与影响力，激活传播效能，更要发挥主体对技术的驯化能力，以价值可能性统摄技术可能性，守护中华文化在传播中的源真性与叙事主权，实现文化传播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实现智能主体与人类主体相互作用和共同发展。
其二，重视人文本位的技术伦理。人是情感与价值共识的调控者，要让中华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成为超越偏见和文化鸿沟的可被看见的存在，就要锚定人在情感共鸣与价值判断中的创造性主体本位。要确立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基于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情感交融打造能够引发共情的优质内容，以此为突破口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寻求可被客观认识的可能。在此基础上，由算法承担中华文化的符号生成、模式识别与跨模态转译，优化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而人类主体则专注于对中华文化的情境判断、意义诠释与伦理把关，形成技术赋能与主体性共生的新型文化生产关系。
其三，增强传播主体的自我反思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① 一方面，人类主体作为“现实的人”，必须有忧患意识，时刻警惕能力不足风险，主动学习新技术，提升文化素养，对传播内容进行判断、过滤和筛选，从而保证当技术机器的输出“偏离预设时能够及时校正，以确保技术与意图契合 ”② 。另一方面，人作为文化传播的主导者和主要责任承担者，在利用数智化技术赋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要有克己自律的理性意识，要清醒地认识到数智技术是能够突破人类主体局限的载体和工具，而并非置于人类主体性之上的“超主体”，确保自身不被资本化的技术所奴役。
（二）加强内容建设，塑造符号国际化表达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既要立足本土化，强调传播内容的纯正性，生产和创作出代表中国特色的文化作品，又要深入挖掘各国独特的历史传统、社会习俗和审美偏好，实现本土化内容与国际化表达协同推进。加强中华文化内容建设，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梳理出系统化的文化价值谱系，以此为资源，打造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强文化符号、文字语料生态以及中华文化 IP ，这是确保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果的基础。
其一，提炼和创新强文化符号，打造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名片。“在现代传播中传播能力最强、传播效果最好的一部分符号，是进行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③2015 — 2016 年“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和意愿 ”调研表明，国外受访者认知度最高的三个中国文化符号是长城、竹子、和谐。④ 2015 年 1 月环球时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际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显示，海外受访者认为最能
〈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与意愿〉年度大型跨国调查
系列报告之一》，《对外传播》2017 年第 4 期。
数智技术赋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价值关切、双重效应与优化路径
代表中国的事物是长城（67%）、高铁（65%）、熊猫（63%）。① 可见，随着时间推移，有些文化符号可能会出现变化，但是强文化符号则会成为海外受众的强记忆点。要以构建体系化的强文化符号为突破口，进行丰富多样的形式创新和内容延伸，使其成为对抗时空消解与弥合技术异化的载体。
其二，构建完善的算法系统语料生态，为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资源支持。当前，中文文化语料相较于西方占比较低，在文化传播中处于相对劣势，要改变中华文化在跨语境传播中意义耗散的困境，就要构建中文文化系统语料库。可以通过 ISLI 关联标识对象，在源与目标间将有关的无数的实体文化基因对象动态地、结构化地关联起来，从源头保证文化的纯粹性。在这一过程中，为确保文化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和可靠性，要辅之以文化学者、技术专家等专业人员组成团队进行协同校准，防止出现错别字、语法错误或者故事虚无等问题。随着智能化技术不断进步，要推动构建多模态的中文语料库，通过大语言模型辅助，将海量数据以文本、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共存，为提升中华文化内容的跨语境传播提供强大支撑。
其三，打造兼具世界表达和民族底色的中华文化 IP 。在利用数据追踪和算法分析国际受众需求与兴趣的基础上，将文化符号转换成形式多样的更具吸引力的文化产品。近年来，中国生产的具有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化产品在国际上得到巨大反响，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② 利用大数据收集和分析不同目标受众群体的文化消费内容与用户情感偏好，以更为精准的传播链路实现供需匹配。在此基础上打造兼具价值性、教育性、审美性以及商业性的文化创意产品，实现对特定文化价值的创造性表达，将丰富的中华文化符号通过改编授权等方式，延展至影视、游戏、动漫、文学、文创、旅游等多种产业形态，以增强文化消费为手段获取经济效益，推动文化价值的广泛传播和认同。
（三）增强技术可控性，打造自主可控传播体系
数智技术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与底层保障。面对算法推荐技术衍生的“信息茧房”“过滤气泡 ”现象，以及西方算法霸权对中华文化内容的隐形规制等困境，要求我们不断提升数智技术的创新与应用能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文化传播技术体系，在增强传播主动权的同时，确保中华文化在跨境传播过程中不变质、不变色。
其一，技术赋能构建文化传播监管体系，动态把握技术操控可能对中华文化内容和价值的扭曲，降低技术带来的威胁与不确定性。在这一过程中，技术主要从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方面，针对算法平台的原生性缺陷，对技术研发主体、平台等算法团队建立全周期动态治理框架，保障算法应用的公平、公正与透明。比如设置前端监管框架，通过立法强制要求平台将算法逻辑、算法推荐规则、算法风险评估等重要内容进行事前信息披露，使中华文化的信息筛选机制置于国际公
众的监督下。另一方面，通过可视化技术进行目标追踪，构建“输出—输入 ”跨境数据流动全程监管体系，确保文化内容以纯粹的完整的状态嵌入国际受众的认知中。
其二，技术赋能构建更为包容的中华文化信息生态，建立海外受众兴趣图谱与中华文化价值引领之间的动态平衡机制。面对非同质化的社会个体，要重视他们对于文化资源的不同需求。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内容定制化程度越高，就越能精准匹配到相应的创作者和受众。对于那些从未或者初次接触中华文化的受众，应该优先提供较为新奇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元素；对已经对中华文化某些特定领域具有一定认知并产生兴趣的爱好者，则要推荐更深层的文化内容，实现个性推荐。在保持内容个性化定制的同时，运用反向个性化推荐系统打破传统“投其所好 ”的推荐逻辑，通过主动推送与受众或圈层既有兴趣需求有差异的文化内容，帮助海外受众跳出单一性文化认知，触及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与深层价值。
其三，打造自主智能传播平台，建成具有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截至 2025 年 7 月，在《新闻公报》（Press Gazette）公布的新闻网站舆论影响力排名数据中，BBC、《纽约时报》、MSN 等国际媒体依旧位居前三。① 西方国家仍然掌握着全球话语权，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上面临声量不足乃至失声的困境。对此，我们需要“着手建立并牢牢掌握我国在国际舆论场发声的渠道控制权 ”② ,通过精进主流算法，打造自主智能传播平台，建成具有影响力、公信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提供强有力的载体支持。
其四，培育精通人文、翻译与技术等跨领域复合型人才，奠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力量基础和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③ 高校、科研机构、社会企业、重要媒体应培养一批既通晓中华文化深厚底蕴，具备娴熟的跨文化语言沟通能力，又掌握智能技术基础原理和应用方式的人才，以精准解码不同国家文化场域受众认知图谱，深入解读并高效传递中华文化精神内核，保证文化跨境传播兼具价值性和实效性、完整性和丰富性，为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持续传播提供动力。
（四）寻求价值公约数，共建数字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 ”④ 。打造数字命运共同体，要在寻求世界各国文化价值公约数的前提下，构建全球协同数智治理体系，协同各方力量并创新责任落实体系，让“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 ”⑤ 。这种“新力量 ”将彰显更强大的协同性、建构力和可持续性，极力削弱乃至消除文化差异、技术鸿沟、数字垄断等因素对国际传播秩序的消极影响，为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搭建起桥梁。
数智技术赋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价值关切、双重效应与优化路径
其一，以凝聚多元主体的价值共识为前提。借助数智技术将文化符号进行现代化、艺术化重塑，通过寻找跨文化的“通用语法 ”和共同价值观，巧妙地将中华文化精髓融入现代艺术形式与国际化叙事视角，降低跨文化传播的认知门槛。西方在信息传递中更倾向于通过显性直白的编码来传达，属于“低语境文化”，而中华文化的表达和传播更依赖符号背后的意境，这就可能导致“来自低语境文化的西方民众对高语境性质的中华文化产生认知局限或受到错误引导 ”① 。比如，文化壁垒的存在、西方媒体的恶意曲解等原因，使国外受众在跨文化语境中可能难以直接理解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价值理念的深层内涵。要借助智能技术深入宣传和解读全人类共同价值，将抽象的文化概念转化为国外受众易于感知的价值表达，以更简明、更具共通性的方式传递中华文化精神内核。
其二，以构建跨国协同数智治理体系为保障。约瑟夫 • 奈曾表示，一个国家若能建立国际主导规范并对他国议程展开规设，将能影响他国受众的立场。我国要积极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算法国际规则，通过公共话语倡导建立国际算法透明度和公平性评估机制，推动国家间算法应用的互相监督；在传播理念上，大力提倡技术人文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强调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是技术的终极价值目标，树立人在技术发展的核心地位。从而构建更有效力的更为安全的国际文化传播治理体系，“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 ”② , 保证中华文化内蕴的思想深度与精神力量在公正合理的传播格局中得到广泛了解和认同。
其三，以创新多方协同责任共治机制为关键。“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③ 数智技术是当代最先进的生产力形态，要保证数智技术赋能文化传播，就要依靠全球各方力量协作破解技术资本加剧国际传播生态失序困境。中国要积极承担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责任，对于种族、移民、气候等全球性议题，及时提出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将天人合一、求同存异等传统理念嵌入“共商共建共享 ”全球治理理念，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同时，切实发挥联合国在国际传播治理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呼吁各国开发可预设的算法道德机制，“将公平、透明、责任等伦理要素转化为可量化的指标 ”④ , 引领建立技术安全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各国责任追溯机制，防范算法歧视、数据安全、监管失位等问题，维护文化传播国际环境安全高效。
全球文明倡议：世界文明发展的叙事与范式革新
宫玉涛 1，任新蕊 2
（1，2.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