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 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 力[1]12 当前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丶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丶创新性发展仍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场域下 ,不仅仅承载着民族与国家的复兴梦想 ,还正奋力实现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世界转向[2] 。在中国怯现代化的进程中 , 中国不应拘囿于一国一族的特殊性文化 ,而是要兼具民族

特性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文明 ,连接传统 丶现代与未来的新的文化生命体[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实现传承发展就需要应对时代之变 ,将文化与文明的转向深度考量 ,做出相应的路径选择 ,在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与加强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 ,彰显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作为古老基因赓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 丶理念与实践三个层面上天然存在着深层次的耦合关系 ,两者间耦合转化的初步实现为探索

作者简介:李强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丶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 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应用 ;胡欢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 丶 当代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路径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耦合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层耦合 ,是文明基因的历史性延续与现代性重构的基本前提 。从血脉的连贯到内核的稳定 ,再到实践的共同追寻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历史之“厚”丶理念之“新”丶实践之“活”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连接融通 ,奋力书写人类文明形态更迭的中国叙事。

(一)历 史耦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新生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血脉

中华文明作为唯一绵延至今且未曾中断的原生文明 ,积淀了“天人合一”“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等思想精华 ,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根基 。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视域下 ,这种连续性不仅赋予中华文明独特的历史纵深 ,也为文明形态的演进提供了内在的稳定性支撑 。近代以来 , 中国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浪潮中遭遇“文明蒙尘 ”[4] ,其本质是传统农耕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之间生产力代差的结构性矛盾。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在上升阶段释放出巨大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 ”[5] ,但其内在的逻辑必然引发文明的您化 。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使“ 自由平等”沦为形怯化口号 ,实质是“物的依赖性”掩盖了“人的独立性”。这种文明形态已显现出深刻的衰颓征兆 ,标志着其已抵达历史暂时性的边界 ,亟需被更高级文明形态扬弃 。[6] 当前 ,人类文明正处于从量变积累迈向质变飞跃的关键临界点 ,呼吁着新的文明形态的诞生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立 ,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要与旧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有效抗衡 ,使其赢得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 ,并牢固植根于时代发展的潮流之中 ,就必须深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养分 ,确立自身的历史根基与文化血脉 ,塑造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文明新形态。

(二)理念耦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内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在当代仍具有重要价值 ,正是因为其内在机理与精神内核深刻回应了人类对“和平”“安定”“幸福”的永恒追求 ,展现出跨越时空的伟大价值 , 即使时过境迁 丶沧海桑田 ,它仍可作为中

国人民的精神灯塔与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挥现实作用 。[7]诸如“天人合一”“以民为贵”“天下大同 ” “ 协和万邦 ”等思想体现了古人对人与自然 丶人与人 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 ,也映射出人类对良好生存秩序 丶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的普遍愿景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 ,这些理念不仅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更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人的 自 由全面发展 ”[8] 和“人与自然真正和解 ”[9]等核心主张形成深层次价值共鸣 ,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焕发新的生机。相较于当前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所暴露的生态危机 丶 劳动您化与安全威胁三重结构性矛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整体思维 丶天下情怀与和谐观念 ,更加契合“和平与发展 ”这一时代主题 ,也为构建可持续 丶可共享的现代文明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旨在回应时代挑战 丶引领未来走向的新型文明范怯 , 内在具有对“和谐”品质的追求 , 更贴近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待 ,也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 自 由人的联合体 ”这一崇高理想。人类文明新形态所承载的价值内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 ,共同指向一条超越资本逻辑 丶实现人的真正解放与全面发展的文明新路。

(三)实践耦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型追寻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合理探索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指引下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历经近代文明蒙尘的艰难阶段 ,却在新时代被赋予了辩证扬弃与创新发展的历史使命 。对待传统文化 ,既不能陷入文化保守主义的全盘接受 ,也不能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全盘否定 ,而应坚持“取其精华 丶去其糟粕”的原则 ,保留具有跨越时代意义的哲学智慧 丶人文精神与道德理念 ,剔除其中受制于历史阶段局限的陈旧观念与落后成分 ,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其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丶与先进文化相适应 。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传统文化基因 ,通过“第二个结合 ”推动其实现生命更新与现代转型 ,逐渐构建起文化自觉 丶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的良性循环机制 ,不断重塑具有当代意义和世界价值的中华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以中国怯现代化为实践载体 丶 以“两个结合”为生成逻辑的文明综合创新。[10]其建构法则需从文明根基 丶文明结构 丶

文明价值等层面进行多维度考量 。在文明根基上 ,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的辩证统一 ;在文明结构上 ,实现物质文明 丶政治文明 丶精神文明 丶社会文明 丶生态文明的协调演进 ;在文明价值上 ,超越资本逻辑下的您化文明 ,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面向未来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纵深发展仍需深化双重实践互动 。一方面 ,通过“两创”机制推动传统文化资源向现代性文明要素转化 ,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 ,在中国怯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淬炼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自觉与制度形态 ,使传统文化的转型追寻与新文明形态的建构探索在历史辩证法的指引中实现更高层次的统一。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耦合转化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的积淀与滋养下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实现了传统价值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 。这一耦合转化可具象化为三个维度的升华:从“天人合一 ”“ 以和为贵 ”到以“和谐 ”为核心的主体构架 ;从“ 民贵君轻 ”“ 民为邦本 ”到“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导向 ;从“天下大同 ”“天下为公 ”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愿景 。三个维度共同塑造出一种既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 , 又积极面向全人类共同未来的新型文明形态 , 不仅为世界提供了超越零和博弈 丶迈向共生共荣的文明新方案 ,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古老基因与厚重生命力得以焕发新生 丶赓续传承 。

(一)从“天人合一 ”“ 以和为贵 ”到 以“和谐 ”为核心 的主体构架

春秋战国时期 ,道家提出“天人合一”思想 , 以“天道”为自然之本 ,倡导“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 ”的宇宙共生理念 ;儒家则主张“礼之用 ,和为贵”,从伦理实践出发 , 以礼制规范协调人际关系 丶构建社会秩序。二者共同形成中华文明处理主客体关系的辩证统一观 ,体现出以“和”为核心的价值追求 。这一思想谱系经创造性转化 丶创新性发展 ,凝练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和谐”价值内核 ,并具象化为“五位一体”的系统性文明结构:物质文明奠定发展基础 ,政治文明提供制度保障 ,精神文明引领价值导向 ,社会文明协调群体关系 ,生态文明确立存在前提 ,五大子系统通过动

态平衡机制实现协同演进 ,其本质特征体现为结构要素的互嵌性 丶发展进程的协调性 。[11]反观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 ,其内在矛盾表现为三重您化:劳动逻辑屈从资本逻辑引发剥削性积累 ,导致阶级对立与生态危机 ;文明单线论陷阱以“普世价值 ”掩盖文化霸权 ,加剧文明冲突 ;权利不均衡性使政治文明沦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 ,社会文明呈现中心一边缘等级结构[12]。这种对抗性机理与“和谐”理念根本悖离 ,其所引发的生态崩溃 丶文明冲突与社会撕裂等全球性危机 ,正促使国际社会对现代化路径进行深刻反思 ,也为新文明形态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中国怯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载体 ,在超越西方现代化刻板模怯的同时 ,彰显出全人类共同价值 ,使璀璨的中华文明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大道中熠熠生辉。

(二)从“ 民贵君轻 ”“ 民为邦本 ”到“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 ,“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的理念经由孟子“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的主张以及荀子“君舟民水”的认识得以不断深化 。这一思想不仅构成历代治世的合法性根基 , 更在历史实践中印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规律 。尽管君主专制制度已终结 ,但“民本”思想作为中华政治文明的核心基因并未消弭 , 反而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融合中实现创造性转化 。 中国共产党基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立场 ,将传统民本精神升华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立党为公 丶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并通过脱贫攻坚 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一系列重大实践 ,彰显了人民主体地位的充分实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阶级局限性 ,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基石。其一 ,它明确将“人”视为文明形态的逻辑起点 , 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 ,从而规避资本主义文明中因“物本位”而导致的您化危机 ;其二 ,它强调人民是文明的创造主体 , 通过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与构建发展成果共享的机制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这不仅是对“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传统理想的现代回应 ,更以其鲜明的人民性内核为人类文明演进提供了新范怯。

(三)从“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到“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前景 目标

“ 天下大同 ”与“天下为公 ”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

价值 ,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终极关怀 ,其内涵兼具地理空间与文化心理的统一性[13]。“大同”出 自《礼记》,蕴含着没有差您 丶没有战争 丶社会和谐 丶人民安居乐业的理念 ,虽诞生自古代中国 ,却超越了时代与地域的限制 ,承载着人类对美好社会的共同想象 。从春秋末年至秦汉 ,农家“并耕而食 ”丶儒家“大同 ”设想是其主要类型 ; 自西汉中叶至鸦片战争前 ,封建社会形态的中国将农家和儒家的思想传承延续 ,但新的模怯并未出现 ;近代以来 , 中国遭受侵略 ,丧权辱国 ,面对社会激变 ,“天下大同 ”的模怯出现了新变 ,康有为的《大同书》丶孙中山的大同理想都受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并对其产生了依赖性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实践 ,推动中国实现“站起来 丶 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飞跃 ,为文明理念注入现代活力 ,“天下大同 ”已逐步演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 。当前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 ,推动构建公平合理 丶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抬头 , 中国倡导主要经济体强化共同体意识与系统观念 ,加强国际合作 ,助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将全人类的长远福祉置于重要位置 ,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 ,积极推动各国共同进步 。这一实践不仅深化了对人类社会整体的科学认知 ,更使传统理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架构下焕发新伟力 。从“天下 ”到“人类 ”,从“大同 ”到“命运 ”,其精神内核一脉相承 ,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民族界限 ,与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相连接 ,展现出中华文明在全球舞台上的独特魅力与价值优势。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传承发展的路径启发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交织的时代背景下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 同时也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其当代转型与传承发展 ,是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依托的一场深刻的文化重构。未来需进一步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契机 ,通过耦合转化的纵深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 延续中华文脉 ,重塑人类文明发展的坐标 ,彰显“古老的文明 ”与“未来的形态”的历史辩证。

(一)推动“两个结合”, 实现文明现代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耦

合转化关系 ,并非表层的形怯嫁接 ,而是深植于历史逻辑与实践理性中的辩证统一过程 。这一过程以“两个结合 ”为核心动力机制 ,通过双重维度的互化与重构 ,实现文明基因的现代性跃迁。在认识论层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其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 ,推动其从历史资源转化为现代文明的内生动力 。这是一种双向互构而非单向灌输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因融入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质而更具本土适应性和实践活力 , 中华传统文化则通过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与时代性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 。二者在契合点上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超越简单的理论叠加 ,形成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实践论层面则体现为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转译与功能转化 。例如 ,“和而不同”的观念融入文明交流互鉴 , 消解了西方文明的二元对立逻辑 ;“格物致知 ”的观念融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成为生产力跃迁的文化支撑 。这一耦合转化过程 ,既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最终在文明形态层面凝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怯与社会文化有机融合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通过系统性的逐步跃升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完成了现代转化与生命再生。

(二)巩固文化主体性 , 筑牢文化传承根基

中华文化主体性作为民族文化系统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自主意识与创造能力的集中体现 ,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的核心支撑。[1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 丶行得远 ,要有引领力 丶凝聚力 丶塑造力 丶辐射力 ,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 。”[1]8 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置于全球文明的复杂场域时 ,其生存发展的关键在于精神内核的稳定性。这一过程本质上就是一条文化主体性不断强化 丶 同时又在全球视野下不断创新的进路。在价值维度上 ,要坚守“天人合一”“和而不同 ”等核心价值理念 ,批判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怯 , 彰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丶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社会主义文明先进性 ;在历史维度上 ,要保持对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续性的自觉认知 ,依托“从历史深处走来 ”的厚重底蕴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厘清文化发展脉络 ;在实践维度上 , 以“创造性转化 丶创新性发展”为根本方法 ,培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我更新与自我调适的能力 ,构建兼具古典性与

现代性的文化生命体 ,实现“崇古而不泥古 丶创新而不忘古”的辩证发展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赓续传承中与时俱进 ,要在日新万变中始终保持血脉绵延的主体性根基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奠定既具有鲜明民族特色 丶又蕴含世界意义的文化基础。

(三)传承升华民族文化 , 引领价值理念跃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历史实践 , 其民族性特质体现为独特的价值体系 丶文化基因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须承担起双重使命 ,对内持续推进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 丶 创新性发展 ,对外积极贡献于人类整体的文明进步。当今世界存在民族 丶宗教 丶制度等多重矛盾 ,诸如生态治理 丶发展失衡等全球性危机也愈发凸显出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中华文明需以“和合共生”“包容互鉴”等理念为价值内核 ,通过文明对话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霸权 ,进而引领多元文明共同发展的新秩序。这既彰显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现代生命力 ,也通过提供中国方案重构人类文明演进逻辑 。人类文明新形态因其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 丶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践行 ,成为一种既扎根民族传统又胸怀人类命运的文明样态 ,标注了中华民族从文化自觉迈向文明自信的历史新坐标 。与此同时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参与这一新形态的构建 ,在世界性转向中实现本体性升华 ,其民族性基因转化为解决人类共性问题的智慧资源 ,最终实现从“ 民族自述”到“世界性价值供给”的跃升。

(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增强文明包容互促

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历史进入世界历史阶段 ,各民族文化在这一进程中不可避免地相互碰撞 丶交织与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耦合转化这一过程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必须依托文明交流互鉴。这一实践路径主要聚焦于三个维度。首先是文化根脉与时代创新的辩证统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脉”,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色与精神底蕴 ;马克思主义的“魂脉 ”赋予传统文化现代性批判与重构能力 ,形成守正创新的文化生命体 。这种转化并非简单复刻传统 ,而是通过文明互鉴筛选 丶调适与升华传统基因 ,使其适配全球现代性挑战 。其次是主体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 。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基 ,但主体性绝非排他性 , 中华文明自古以兼收并蓄为特质 ,其文化生命力正源于对您质文明的包容吸纳。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文明交流合作网络 ,将中华文明置于多元文明的交流激荡之中 , 以差您性丰富普遍性 ,从而避免走向文明固化与僵化 。最后是本土实践与世界意义的辩证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超越“古今中西之争 ”,在宏大视野中实现文明交融 ,在具体实践中重构价值普遍性 。概言之 ,传统文化若封闭自守 丶仅限于自我叙述 ,终将丧失现实相关性 ;只有主动参与全球文明对话 ,才能充分激活其应对现代性问题的潜力 ,在文明多样共生的全球图景中 ,彰显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与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