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 ”①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目标在于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② 。这意味着“铸牢 ”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认同的建构过程，认同维度内嵌于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实践逻辑之中。其中，“五个认同”（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构成了认同内容的核心支柱，而其本质上均属于政治认同范畴。相较于在历史进程中自发形成、深厚而持久的中华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展现出鲜明的自觉性与能动性特征：它不仅是文化认同在当代的升华与凝聚，更标
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演进脉络、多维结构与价值意蕴
志着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的“被形塑者”，转变为自觉筹划、积极参与并主动引领现代化发展的政治主体。这一转变，为中华民族在新时代以集体自觉和团结奋斗的姿态展开共同实践，奠定了认同基础、开辟了行动空间。
中国的政治认同建构逻辑，并非西方民族国家理论范式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二元张力所能完全解释。中国的政治认同是在“ 中华民族共同体 ”这一整体性范畴上确立起来的，它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与现实结构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民族交融的产物，更是一个基于历史延续、文化共生、政治整合与文明传承等多重纽带联结而成的复合型共同体。一方面，它承续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所形成的“多元一体 ”格局，融合了民族、国家与文明等多重认同维度；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两个结合 ”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共同体建设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与人类解放的崇高追求。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既体现了“大一统 ”历史脉络的当代延续，更彰显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性突破的政治自觉。
学界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已展开积极探索，重点关注中华文明特质在认同建构中的基础作用 ①、传统资源与现代认同的衔接机制 ②、党的领导在认同塑造中的核心功能 ③ 等议题，体现了一定的本土化理论自觉。相关研究表明，政治认同是促进中华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有机统一的关键纽带 ④ 。然而，既有研究仍存在若干局限：其一，理论整合性不足，尚未构建起能够系统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生成机理与结构特征的分析框架；其二，问题导向不够鲜明，对认同“何以形成”“如何构成”“为何必要 ”等根本性学理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的回应；其三，比较视野相对欠缺，未能充分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建构路径相对于西方民族国家模式的独特性与超越之处。
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的时代背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进行系统性学理检视，力图厘清以下核心问题：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在历史脉络与理论逻辑上是如何生成与演进的？第二，其内在的多维结构由哪些关键要素构成，各要素之间呈现何种互动关系？第三，在新时代背景下，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具有怎样的重大现实意义与深远战略价值？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旨在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认同根基，提供具有一定解释力与前瞻性的理论参考。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演进脉络
政治认同的塑造是与权力的集中、组织的织密、结构的分化和制度的完备等有形范畴的完善相协同的一种深层变革，是几乎所有后发国家都必须面对的一项关键议题。对中国这样整体规模
庞大国家来说，政治认同的凝聚尤为困难。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以组织内在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将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认同。
（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建构
“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① 在国家能力相对有限的情形下，传统以王朝国家为依托的“大一统 ”模式，是一个囊括了天子、宗法制底色的官僚组织和多元化地方精英的多层级治理体系，② 作为地方精英的部族首领或士绅群体发挥了联结国家与社会的功能，各个地方通过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网络建立起广泛的联系。统一的政治认同缺乏一个具有强大渗透能力的权力体制的现实支撑，经常被宗族的、族群的、地域的等各类小共同体所分割和吸收，因而形成了板结化的认同结构和隐而不彰的认同状态。
鸦片战争爆发后，在内外危机交织引发的连锁反应下，用以维系传统“大一统 ”模式的重建机制逐渐崩溃。无论从危机回应的角度考虑，还是出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中华民族都必须探索全新的政治可能性，激活、重构并巩固整个民族的政治认同。塑造现代形式的政治认同，不单单涉及观念范畴的变革，更需要在统一的领导之下展开全方位的政治建构，全面破除各类发展梗阻。
“今日中国的现代国家”“间接地建立在清朝的疆域之上”，“清代国家的长期和平与稳定，使得世世代代居于其内的各个族群（尤其是他们当中的精英阶层）对现有疆域产生归属感”。③ 晚清时期，在地方叛乱风险增加、地缘政治危机升级、财政军事压力加剧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分化等重压之下，清政府开启了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然而，旧式统治集团权威的消解与地方精英网络的瓦解，直接导致清政府不仅未能深入重构广大民众的政治认同，反而在现代化改革中遭遇了统治基础的彻底崩溃。
作为军事强人的联合，北洋军阀政府“肯定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及其内部多样性 ”④ , 但未能破解实质分裂的困境。1928 年，国民党实现了国家的形式统一，发起了一系列“确认近代国家主权范围、建设中华民族国家的运动 ”⑤ , 普及和强化各民族的“ 国民 ”意识 ⑥ 。不过，国民党“对‘ 国民 ’的民族主义教育虽然加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精神力，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掩饰‘党国 ’共同体的非法性 ”⑦ 。由于缺乏能够团结广大群众的领导权威、组织能力及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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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加之内部存在“党的派系化 ”和“派系党化 ”的分裂 ① , 国民党整体悬浮于中国社会之上，未能真正实现全民族的团结合作。
作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找到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让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 ”③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政治认同得以真正建构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层面。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系统性建构
中国共产党以其先进的指导思想、强大的组织体系和卓越的动员能力，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系统性建构的核心力量。通过“两个结合 ”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党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共同体政治认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民族深刻体认到“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 ”的紧密联系，进而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发状态升华为自觉认同。
从历史进程看， 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的建国、富国、强国伟大实践，构成了认同建构的双向互动过程：既是党将共同体政治认同理念向外拓展、使其获得人民自觉接受的外向化过程，也是人民群众围绕党凝聚起来、在响应号召中强化认同的向心化过程。党领导下取得的系列伟大成就，以无可辩驳的实践效果验证了党的先进性与领导力，推动各民族在血脉、信念、文化、经济与情感深度融合中深化政治认同。
从政治逻辑看，在党的领导下构建了以“政治赋能— 自觉行动 ”为核心、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交互机制。在政治赋能层面，党通过双重作用把广大群众凝聚为一种整体性人民 ④：一是组织动员，即党以其严密的组织体系突破了各民族之间物理的与社会的隔阂，广泛深入各族群众，在与各族群众的密切联系中进行组织动员；二是政治教育，即在组织动员的基础上，党将对广大群众的政治教育视作更为基础的任务，这种政治教育具有思想解放的性质，从“人 ”这一元维度实现了对广大群众的政治启蒙与改造。 自上而下的政治赋能不仅把分散于各民族之间的力量集中起来，而且让广大群众把党的主张接受下来，促进了“在政治上对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有着认同的中国人 ”的普遍觉醒 ⑤ , 带动了中华民族从“自在的 ”向“自觉的 ”飞跃。在自觉行动层面，“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 ”⑥ 得到充分激发，人民群众主动投身于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整体推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 自觉展开了团结奋斗的共同行动。这既反映了人民群
众对党的领导的认同，又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深化。正是在这一持续深化的实践过程中，人民群众进一步完成了观念革新，强化了对党的认同，牢固树立了共同体理念，最终形成了党领导下的大团结大联合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建设步入系统深化新阶段。在民族工作领域，党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管肚子 ”和“管脑子 ”相结合，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化建设，持续提升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在更广阔层面，党将认同建设有机融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通过夯实物质基础、完善制度体系、优化治理格局、筑牢安全基石等系统性举措，推动认同建设实现整体性、协同性突破。总体而言，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建构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叙事，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方向深度交融。党通过团结一切积极力量，组织起自觉、统一的实践主体，将政治认同的提升与世界历史进程、人类解放事业相联系，从而在更宏阔的视野中奠定了认同建设的深远意义。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多维结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通过“参与—认同 ”互动范式得以建构，但若想深入把握其运行机制，则需进一步解析其内在的复合结构。它并非单一维度的心理状态，而是一个贯穿主观与客观、联结个体与集体、融通观念与实践的有机体系。这一结构在纵向上呈现为由表及里的深化逻辑，即从对外在对象的理性认知出发，经由情感纽带的浸润强化，最终升华为内在稳固的价值信念；在横向上则表现为由内而外的实践指向，即从主体内在的认同自觉，外化为投身共同体建设的现实行动；作为精神枢纽，在中华民族与共同体之间、在观念世界与实践行动之间发挥关键的联结与转化功能，进而凝聚为推进民族复兴的集体力量。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内在构成
政治认同“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之内在化，并围绕这种内在化过程构建其意义的时候 ”① 才得以真正确立。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而言，这一内在化过程并非外在观念的单向灌输，而是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共同参与历史实践而实现的互动性生成。它以“参与—认同 ”为基本范式，在主体行动与意义建构的循环互动中完成，使认同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自觉。这 一过程具体展开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信念三个相互关联、逐层深化的维度。
其一，政治认知的理性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首先建立在对认同对象及其政治意义的理性认识之上。这并非盲目地接纳，而是基于价值辨识与意义理解的自觉过程。它不仅要求作为认同对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通过历史成就、理论阐明与实践效果持续证明自身的正当性与先进性；也要求作为认同主体的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提升觉悟。马克思主义致力于使人摆脱异己的虚假观念，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② 的实践中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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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始终致力于“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 ”① , 其根本途径在于带领人民群众投身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实践，使人民在创造历史的亲身行动中，深刻理解并认同党的主张与共同体的发展方向，从而确立认同的理性根基。
其二，政治情感的价值浸润。理性认知的形成与深化，同步伴随着个体在政治领域自我意识的确立，并孕育出深厚的情感联结。政治情感的厚植，将个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客观的、休戚与共的关联，转化为主体内在的、真切可感的情感体验。它培育起人民群众对共同体的归属感与热爱，使其从情感上深切体认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命运与共关系，形塑稳固的群体依恋与心理共情。这种情感源于党与人民风雨同舟、共同奋斗的历史，在共同应对重大挑战、共享发展成果的长期历程中不断积淀与升华，最终内化为一种稳定、持久的情感定势，成为维系共同体的坚韧精神纽带。
其三，政治信念的自觉稳固。认同的最终完成，体现在认知与情感升华为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政治信念是主体对政治价值与道路的高度确信，并在此确信中构建自身行动的意义。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而言，这意味着人民群众不仅从理智上认可、从情感上拥护共同体及其发展道路，更从信念上确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必然能够实现，并且自身的参与对这一进程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这种信念将个体生命价值融入集体事业，赋予行动以超越性的意义和强大的政治效能感，从而推动人民从“ 自在 ”的参与者转变为“ 自为 ”的奋斗者。政治信念构成了持续性政治支持的深层心理基础，是推动人们以实际行动维护和支持共同体的根本动力。
上述三个维度层层递进、相互支撑：理性认知是情感生发与信念确立的前提，深厚情感是认知内化与信念稳固的催化剂，坚定信念则是认知与情感的升华与归宿，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完整而有机的内在结构。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外在指向
根本上，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是一场旨在全面实现社会结构根本性变化的“真正的革命 ”②。在党的领导下，这场持续的社会革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涉及的一切方面都置于全方位的深度变革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因而指向了道路、制度、主权和文明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不同维度，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首要指向的复合结构。
一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认同。“人民怎么被吸收到他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决定了他们将生发出何种民族意识。”③ 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群众融合为一种整体性人民，参与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的全部实践。党的领导是广大群众以人民的形式保持在场、在政治场域的所有环节和各个方面发挥当家作主作用的根本政治保证，对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认同与人民群众对自身作为创造历史主体力量的认同是内在统一的，党“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
群众中的创造伟力 ”① 。在道路的开辟、制度的建设、主权的构建和文明的再造中，党的领导为人民群众指明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正确方向。
二是指向中华民族发展共同体的道路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植根于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 ”②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认同，尤其是对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道路认同，是因为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发挥着引领性作用 ”③ , 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在多方参与的自主探索中创造出来的发展新路。历史经验充分证明，这条道路能够有效回应群众中间差异化的具体利益诉求，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待，真正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这种道路认同的形成，激励和引导人民群众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结成以中华民族为整体单位的发展共同体。
三是指向中华民族治理共同体的制度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框架，生动体现了人民群众以自主的方式创造国家制度的生动实践，也凝结着人民群众的制度认同。在制度运行中，人民群众一方面通过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方式依法参与国家治理，在党的领导下共同主导着国家的权力运作、资源分配与政策输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利益配置；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治理参与和民主实践，在自我学习中不断巩固和增强人民的主体力量 ④ , 自觉实现人民的本质。这种制度认同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制度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破除制度建设中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中华民族治理共同体注入强大动能。
四是指向中华民族主权共同体的国家认同。不同于民族国家或国家民族的进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出现代国家建构的共同体范式。以此范式为引领，一方面，党领导人民群众缔造了主权完整、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人民群众在国家中“始终是实践的主体，也是依靠的主体，更是成果分享的主体 ”⑤；另一方面，领导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赓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强化共同的国家认同。这充分激发和深化了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作为主权共同体的自觉意识，鼓舞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五是指向中华民族文明共同体的文明认同。“中国不是一个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民族— 国家’，而只能是一个‘文明— 国家’”⑥ 。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的中华文明既由各民族在多元共存、相互融合中共同创造出来，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意义的归属与定向，“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体互生的 ”⑦。对中华民族文明共同体的文明认同，不仅增强了各民族共享的历史记忆、集体情感、文化认同与精神伦理等，激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感召力，有效防范民族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意识形态风险，而且使党领导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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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以更为强有力的姿态共同担负起新时代文化使命，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确立起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典范。
概括地说，对党的领导的自觉认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核心，支撑和引领着人民群众的道路认同、制度认同、国家认同与文明认同；同时，对中华民族作为发展共同体、治理共同体、主权共同体与文明共同体的认同，反过来巩固和强化了人民群众对作为主心骨的党的领导的自觉认同。
（三）作为精神枢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
事实上，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种中国特色的标识性话语的阐发，需要倒转在民族范畴之内析出共同体表征的做法，反过来考察共同体理念对民族观念的重塑和提升，廓清“ 中华民族 ”与“共同体 ”相结合的内在机理，以此回归和呼应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独特逻辑。“中华民族 ”与“共同体 ”的结合，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为精神枢纽，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将自发的、片面的、封闭的、有限的民族观念，引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在精神层面的凝聚和确立。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增进，突破了传统民族观念的自发性，树立了中华民族“休戚与共 ”的利益共同体理念。中华民族是在长期演化而非人为建构中形成的，却又不只是基于各民族文化融合与历史联系的文化共同体，其内部存在着“被共享的、共有的、共同承担的 ”① 共同利益基础。单纯依赖各族群众自发产生的民族观念，并不足以令其充分意识到民族之间的利益交融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一致性，反而可能在民族观念的培育中无意识引入和复制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倾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增进过程中，各族群众不仅接受和内化了由中国共产党所构建与推广的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整体性视角，以此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作为“休戚与共 ”利益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而且在党的领导下亲身投入于革命、建设和发展的百年征程，通过各民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切身体验，感受到利益共同体理念的真实性。
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增进，摆脱了传统民族观念的片面性，唤醒了中华民族“荣辱与共 ”的尊严共同体理念。集体尊严的取得与集体意识的巩固之间的正向循环，促进了各民族对于“ 自我 ”的主观确立。各民族通过参与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亲身的感受为担保，形成了“荣辱与共 ”的尊严共同体理念：在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达成朝向彼此的相互承认，各族群众之间“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② , 由此奠定了民族互嵌的平等基础；对外，党不仅领导人民群众自觉“以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为单元来面对和参与世界各国间的激烈竞争 ”③ ,而且反对一切民族压迫，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国的文明互鉴和共同繁荣。
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增进，打破了传统民族观念的封闭性，强化了中华民族“生死与共 ”的安全共同体理念。近代以来内外危机交叠之下的生存竞争，是刺激中国的民族观念兴
起的直接动因，“中华民族的觉醒是在中国人团结奋斗、抵御外敌侵略的过程中实现的 ”① , 安全的优先性一直影响和塑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的政治认同，直接生成于党发动带领人民群众反抗侵略势力及其国内代理人的斗争过程。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各民族面对共同的强大敌人，摆脱了仅仅关注和重视单一民族安全的封闭观念，将本民族的安全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安全之中，围绕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厚植起安全共同体理念。
第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增进克服了传统民族观念的有限性，开启了中华民族“命运与共 ”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论民族主义求助于何种神话传说或思想学说的支持、试图将自身的存在神圣化，都不能改变民族本身的有限性。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历史运动的总体进程和普遍解放的革命视野中审视与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人民群众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增进中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逐渐内化，这从空间与时间两个层面将中华民族确立于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上：在空间层面，贯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联系，“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 ”②；在时间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最终所要实现的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普遍解放。
总之，作为联结“ 中华民族 ”与“共同体 ”的精神枢纽，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增进以共同体理念而非一般民族观念为遵循，在党领导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现实路径中，一方面内化于人民群众中间，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将人民群众政治认同的指向逐步推向更广意涵和更高境界的共同体范畴。这就从政治认同之维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充实和确立起来，具有超越西方民族主义叙事与民族国家范式的时代价值。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价值意蕴
列宁曾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完全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同时“极严格地 仅限于承认这些运动中的进步东西 ”③ 。这一辩证判断为我们审视不同民族认同建构路径的价值取向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在西方现代国家建构历程中，民族主义往往与资本主义发展相结合，形 成以同化为导向的认同塑造机制、以排他为特征的集中控制机制和以资本为中心的阶级剥削机制，最终将民族观念固化为具有排他性的民族国家形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强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既充分吸收了现代民族观念与国家观念中的进步要素，又从根本上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局限，展现出三重相互关联的价值意蕴：一是对“想象共同体 ”叙事的情感超越，推动形成基于历史实践与共同奋斗的情感真实体；二是对“权力集装器 ”模式 的制度超越，构建起多元一体、有机融合的治理共同体；三是对“以资本为中心 ”逻辑的文明超越，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归宿。这三个层面的超越，共同彰显了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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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政治认同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融合传统家国伦理与现代国家精神的独特文明意义。
（一）对想象共同体的观念性超越
尽管民族经常诉诸一个神圣的起源或前定的使命，以证成自身“那种属于神性的世间存在 ”① ,要求“通过国家进入历史进程之中 ”② , 但实则是民族主义的滥觞与流行“造就了民族 ”③ , 民族及其国家形式的实现总是包含着观念建构和认同塑造的作用。本尼迪克特将之概括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④ 。其实，或隐或现的认同建构是普遍存在和运作于现代国家之内的一项基本机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治认同的形成之中是否有人为塑造的作用，而在于认同被塑造的方式。
西方国家的认同塑造通常以民族的同化为取向，从而构建起和维持着同质性的现代国家。这种同化取向的认同塑造，包括典型的排除性同化与隐秘的纳入性同化两类形式。以排除为手段的同化，曾直接暴露于法西斯化的民族国家，即把诸如种族血统之类的遗传因素引入民族的建构中，将不符合遗传标准的群体制造为一种不能被国家所接纳的“例外 ”⑤ , 使之“他者化 ”甚至“非人化”，以便采取肉体消灭或强制隔离的手段予以排除。当前一种相对隐秘的同化进路，则是利用文化多元—政治平等的双重架构的分隔设置，将不同民族地纳入国家之内。分隔性的双重架构把民族的区分仅仅作为文化现象保留在一定限度之内，同时确保政治的运作在正式程序上向去除了民族特征的所有公民保持平等开放。但这种安排不足以化解实质差异与形式平等之间的张力，哪一民族能被国家所接纳，早已被一系列的潜在规范、既有结构与实际政策所决定和筛选。相对于更早、更好、更可持续地与资本体系和政治体系相结合的强势民族，弱势民族经常陷入一种两难处境：要么成为被强势民族用于标榜国家多元性的景观，以展演的形式进入国家；要么主动向强势民族及其所塑造的主流文化认同和转化，以谋取参与政治的资格。
相较于以民族同化填充想象共同体的进路，在促进民族融合中增进民族之间的共同性而非同质性，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认同塑造机制的运作取向，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是增进共同性的观念引领。共同性取向区别于同质性取向的地方在于，以尊重差异性为前提增进共同性，在认同的塑造中促进和实现民族之间的认同互嵌，使各民族能够紧密关联与嵌合在一起。其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增进，最为直接的影响在于，它引导广大群众作为真实的力量，即作为“超越民族同时又联结各民族 ”⑥ 的人民，面向政治领域展开现实的行动，进而将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日常生活的范畴提升到政治的高度。基于政治的联合行动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自觉融合，拓展了民族融合的深度与广度，共同的团结奋斗使各族群众在关于“ 自我 ”与“他者 ”的身份划分中嵌入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内在贯通的关联性。这就以具有实质内容的
人民真正充实起共同体的内涵。党领导人民群众树立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这种共同目标的树立“本质上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也是各民族共同性的一种集中体现 ”① , 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
（二）对权力集装器的功能性超越
作为吉登斯所谓的“权力集装器 ”② , 现代国家通过分工化、层级化与职业化的合理组织形式构建起来的集中控制，是其得以形成远超传统国家的强大国家能力的关键所在。集中控制机制的运作并不单纯表现为韦伯视角下国家对领土范围内暴力使用资格的合法垄断，其所带来的更是一种以制度化方式实施集中控制的基础性权力的增长。现代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将社会的运行包裹于权力的网络之中，把这种直接性的集中控制置于规则供给、权利维护、福利保障、公共服务等一系列柔性手段之中，从而在弱化控制实施的强制性的同时，却又极大增强了国家的控制效能。
在西方式的民族国家中，集中控制机制逐渐演变为一种以分利为目标的排他性运作。其实，以公共的名义对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进行汲取与分配，是现代国家中集中控制机制的一项核心功能。但在西方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时期就已融入于集中控制机制之中的排他性运作，迄今依然隐秘影响着西方国家的系统运行：在国家内部，各种族群、阶层和社会团体等不同的群体，利用民主的或非民主的一系列手段，围绕着集中控制机制的主导权展开竞争，试图在公共资源的汲取与分配中掌握有利于资源向特定群体倾斜的特殊优势，竞争的结果往往取决于群体之间的实力对比，所谓的民主制度反而经常助长了“群龙无首、一盘散沙 ”和“党争纷沓、相互倾轧 ”的局面 ③；在国家外部，这种集中控制机制带给西方国家的强大国家能力，使之能够维持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位置，强化对边缘国家的控制，继续对后发国家尤其是前殖民地推行隐性的殖民化政策，以此攫取超额利润。在某种程度上，集中控制机制的排他性运作在西方国家的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呈现出同构性，恰恰因为“可以从全世界范围内获取更多横财，输入内部进行分配 ”④ , 西方国家内部为争夺利益而展开的激烈竞争才不致造成整体的破裂。
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中，党的领导是建立内部统一、上下贯通、全面覆盖的集中机制的先决条件。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集中机制呈现为以建设为目标的包容性运作。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是推动集中机制在包容性运作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有效手段。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增进，巩固了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结成的一体化关系，扩充了集中机制运作的包容性。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一体化关系的形成中，政治认同的加强使人民群众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共同组成了一种同心圆结构，党的领导从组织上和思想上激活了人民群众，确保广大群众作为人民的整体性出场，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以充分的政治能动性展现出内在的力量；另一方面，在人民群众相互之间一体化关系的形成中，政治认
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演进脉络、多维结构与价值意蕴
同的加强既有利于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化解彼此之间的分歧，凝聚共识，又有利于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强化彼此之间的联系，汇聚力量。这就保证了党能够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方式，对人民群众的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有限利益与根本利益进行全面调节，通过选举投票、政治协商、区域自治等多种形式的具体制度安排，激励人民群众全面参与国家的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国家的集中机制在利益分配中取得整体均衡的效果，在机制运作的过程与结果上充分包容各民族的诉求。
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增进，激发了人民群众在一体化关系的结成中共同团结奋斗的精神，维护了集中机制运作的建设导向。较之于在无休止竞争中不断分化的分利系统，中国的集中机制是要在包容性运作中实现人民群众的大团结大联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依托 ”① , 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种建设导向不单是对“两个大局 ”下中国现实面临的改革压力与赶超压力的反映，更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追求所决定的。政治认同的加强，赋予党以一种在更广与更深的程度上发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人民群众凝聚为建设国家的积极力量的政治优势，以此“大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②。这时，各民族在共同团结奋斗中实现利益共享，以利益的共享增强团结奋斗的动力：各民族不仅需要自觉融入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而且需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自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对以资本为中心的本质性超越
尽管西方式的民族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抽象原则以自证其正当性，描述了客观的国家功能以阐释其存在的理由，但归根结底，“民族国家的建立 ”与“ 民族隔阂的消除 ”一同属于“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 ”产生的两种恰相背反的“历史趋向 ”③ 。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范式向全球的扩散，构成了维持这个按照资本逻辑运行的庞大系统的一环，国家内部的各类机制都是与表现为“ 自然必然性 ”④ 的资本逻辑对人的普遍化压制相一致的，根本上未曾脱离阶级剥削的范畴。与之相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的是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内含与遵循的共同体范式，就是这种人民至上的发展逻辑的集中体现。面向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奠定了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得通、走得远的精神基石。
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有利于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引领。“古今中西之争 ” 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启动以来就一直萦绕其间，阐释“古今中西之争 ”的新时代内涵，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命题，更是一项关系到中国能否突破西方的话语束缚与思想钳制、坚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方向、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贯彻人民立场的政治命题。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把政治认同的加
强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强了党领导人民群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凝聚力，坚定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的强大信心。这既是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又体现了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打破“古今中西之争 ”迷思，引导人民群众确立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坚持文化主体性的政治自觉。
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有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建设。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线，制度建设是以制度形式对各类利益的深度调整，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的内在要求。新时代制度建设的推进需要以政治认同的加强凝聚人民群众的共识与合力，在全方位的重大利益调整中克服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全面破除阻碍中国式现代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已经不限于推进民族事务治理制度体系现代化这种单一功能，而是全面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强化党在维护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中进行利益调节的统筹能力。“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 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① , 能够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所有领域制度建设的系统集成。
总之，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构成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要环节，是与新时代“两个大局 ”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相契合的客观要求。进一步推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研究，或可开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的创新空间，促进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知识生产与理论体系构建。
新时代政治共识教育的规律特点与实践创新——以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教学改革为样本
（1.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上海 200031；2.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